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诚的合作者

　　自1894年孙中山组建革命团体兴中会始，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国，使中国迎来民主政治的曙光。然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取，“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民主共和的实现任重道远，孙中山再次踏上守护革命成果的道路。历经曲折，孙中山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开启国共合作的新篇章，成为其晚年最辉煌的一笔。中国共产党人与孙中山一道，携手并进，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刻，坚定地支持其革命事业，开展国共合作，帮助其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掀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

　　亲密合作的历史必然性

　　宋庆龄说：“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人和孙中山走到一起是历史的选择。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和早期的国民党在特殊复杂的国情下，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支持下，最终走上亲密合作的道路。

　　孙中山革命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在国外引起热烈回应，他的部分演说被译成多国语言公开刊发。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高度评价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列宁称赞他为“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和民主思想对中国民众产生深远影响，列宁曾要他来组建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抱有极大同情，1912年10月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提到，“我国社会主义流行伊始，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态度，与政府联络，共图进行”。虽然孙中山不赞同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走苏维埃道路，但他深谙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劳动价值论，反对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分配主张。他认为“当知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充满兴趣，这也是孙中山选择与共产党合作的因素之一。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权的建立吸引了孙中山的注意。1918年夏，孙中山以南方中国国会和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致电列宁，对俄国革命表示钦佩，希望可以“团结共同奋斗”。后来鲍罗廷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收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莫斯科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苏俄将国民党视为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广泛阶级，将会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并认为在这一点上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

　　中共对孙中山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共中央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对国民革命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共一大上提出“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实际上，中共很快就转变了该政策，态度的转变开始于马林1921年底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奔赴桂林、广州考察国民党政治态度，寻求与孙中山合作之时。共产国际认为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不能单独负担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只有与国民党合作才能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而在国际斗争中支持苏俄。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接触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自此，中共开始寻求同孙中山的革命合作。

　　走上亲密合作的道路

　　孙中山对生机勃勃开展工农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抱有好感，并开始考虑通过国共合作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增强活力。他在桂林曾与张太雷深入交流，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加革命，表示了愿意合作的积极态度。张太雷等共产党人在随后工作中调和党内矛盾，不断推进党内对国共合作的认识，不停奔走于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之间，四处游说，成为国共合作的开路先锋。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共产党人的推动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人，积极与共产党接触，希望与之合作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其时，孙中山正陷困境，祸生肘腋。陈炯明的叛乱引发国民党内部严重分化，成为促成孙中山晚年决心探索革命新路的重要契机。当时，苏俄和中共坚定地支持孙中山，中国共产党更是公开谴责陈炯明叛乱是“反动行为”，肯定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反观英法却支持陈炯明。现实使孙中山分辨出共产党才是值得信赖的合作者，他加快了同中共的合作进程。他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922年8月，孙中山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表示愿意容纳陈独秀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同年9月“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员正式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的实际过程，实以1922年夏秋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发端。

　　关于国共合作的方式，曾有过激烈的探讨。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实行“党外合作”，起初党内多数持反对意见。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后确认了国共合作的形式，“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最终促使实行“党内合作”的是吴佩孚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人认清“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必须有“各阶级的援助”，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923年6月，中共三大就国共合作的方式作出正式决定。

　　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虽然在西湖会议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但他仍对国民党心中存疑。在陈独秀参与讨论的共产国际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孙中山仍与国内军阀有关联，从而提出有条件地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如反对国民党企图通过与旧军阀的联盟实现革命的主张，迫使国民党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同时，国民党内部改组工作并不顺利，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1923年，孙中山任命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将李大钊纳入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此举受到右派的攻击，他们指责国共合作实乃“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魂”。正是因为国民党内各派成分复杂，使得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针对国共合作中遇到的矛盾和分歧，共产国际与中共很是重视。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定支持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日趋进展。

　　历经30年曲折革命经历，孙中山曾满怀对革命成功的憧憬，也曾拥有中国民主革命的高光时刻，更不乏遭遇背叛，处于失败流亡的低谷。孙中山终于看到了忠于革命的真正朋友，在1924年作出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实行国共合作。至此，国共两党携手合作，迎来国内革命高潮。

　　革命合作的影响

　　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积极推动革命进程，1924年2月，中共三届二次执委会会议通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强调，中共以后的工作，“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仅三个月时间，国民党党员猛增1399人，改组效果明显，焕发出新的活力。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积极践行扶助农工的政策，依靠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在军事上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帮助孙中山平定商团叛乱，从而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1924年11月，孙中山第三次北上时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在国共两党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并通电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响应国民会议。共产党人与孙中山一道，将国民运动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团结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使国共两党都得到发展壮大，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孙中山去世后，中共仍坚持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继续团结代表孙中山革命理念的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作斗争。国民党右派代表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文章，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他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指责中国共产党“刻意欲减少党员及群众间对孙公之信仰，故对于文字中崇敬孙公之处皆欲削除以为快”。戴季陶的行为对国共合作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鉴于此，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在驳斥戴季陶等破坏团结行为的同时，共产党人也作出了一些让步，以求合作大局稳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权力收缩，减少共产党人担任重要职位，以此换取国共合作的顺利进行，减少摩擦。

　　中国共产党人向来重视团结合作，毛泽东把统一战线视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国民党与共产党已有过两次合作，希望可以有第三次合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和将来可能出现第三次合作，我们必然面对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人与孙中山精诚合作的精神将鼓舞全体中华儿女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孙中山生前未实现的夙愿，将由我们接续实现。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