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谈中西文化

　　中山先生受过系统完整的中西学教育，对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有着客观清醒的认识，对中国文化始终抱有很强的自信。他在早年，对中西文化论述不多，只是在知行观方面做过深入的讨论；到晚年，针对国内盛行的民族自卑主义思潮，开始集中阐述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一）关于恢复民族精神

　　中山先生坦承，在中国国民性格习俗中，有很多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比如随地吐痰、宴饮之际大声喧哗。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因为中国文明总体落后就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中山先生认为要想振兴中华，首要条件是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

　　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固有道德是民族复兴的根本。在有关民族主义的演说中，他认为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地位，除了大家组织起来从事革命运动之外，还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他认为，中国人的固有道德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

　　中山先生说，中国现在受外来民族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就应该要保存继承下去，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他说有一回战争的间隙，他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按规矩，从前一定还有一个“忠”字。这些现象，他看到不止一次。他说，由此可见，现在一般的人们以为到了民国，没有了皇帝，就可以不讲“忠”字了。中山先生认为这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说忠于民可不可以呢？忠于事可不可以呢？他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即便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这便是“忠”。现在人们都说道德沦丧，推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丧失了“忠”的精神。所以，中山先生认为我们尽管身在民国，还是要尽忠，不是忠于君，而是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至于“孝”字，中山先生说，它更是我们的特长，即便当今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在“孝”字方面，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善。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

　　中山先生认为，如果能够把“忠孝”二字发挥到极致，国家自然可以强盛。应该说中山先生的看法确系至理名言，忠、孝二字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还能希望他忠于国家吗？一个不忠不孝的民族还有凝聚力吗？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能够实现现代化吗？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中山先生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中外交通之后，外国人到中国设立医院、育婴堂、学校，教育救济中国人，以致于一般的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的“仁爱”精神远不如外国。其实，中国人有“仁爱”但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践力行。所以，要学习西洋人的实践精神，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

　　中山先生说中国古时无论对邻国，还是对朋友，都是讲“信”的。外国人对中国商人的诚信精神赞不绝口，很多商业交往不需要订立契约，只是一句承诺就足够了。他说，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比较一下中国人与日本人，都会赞扬中国人。至于“义”字，更是中国古人所提倡的。就国家间的关系而言，中国古代在很强盛的时候，也扶弱济贫。中国强盛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但日本强盛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亡了，由此可见中国人更加重“义”。所以，要想加强社会的团结与秩序，必须恢复中国“旧”道德所提倡的“信”和“义”。

　　中山先生说，“和平”更是中国好道德。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最讲和平，西方列强纷纷推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策，大肆侵略扩张，灭亡弱小国家与民族，抢占殖民地。所以，不仅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在外国人之上，“和平”的道德，更在外国人之上。

　　（二）关于自由和平等

　　在自由方面，中山先生说，西方近代两三百年以来，用了很大的力量去争取自由，甚至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是因为欧洲以前缺乏自由。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社会上存在大量奴隶，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自由。到中世纪等级封建制时代，自由是贵族、骑士们的专利，而普通农奴依附于庄园主，没有迁徙、就业、买卖、财产处理等方面的自由，甚至连穿什么衣服、用什么交通工具的自由都没有，普通民众深深感受到不自由的痛苦。因此，欧洲社会自古以来就非常看重自由，一直在为自由奋斗。

　　他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属于古代社会，但是同西方中世纪的等级封建时代不同，社会有相当的自由。秦朝以后的历代皇帝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对于威胁到其统治地位的反抗行为，一般都是严厉镇压。但是，除此之外，无论人民做什么，政府并不过问。在清朝，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此，在中国，以自由作为口号来争取普通民众加入革命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革命中真正的问题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泛滥。外国人评价中国人为一盘散沙，就是因为太缺乏团体感与纪律性。所以，要想驱逐外国帝国主义，恰恰要约束个人的自由，使中国人结成坚固的团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的自由。

　　中山先生指出，平等也是欧洲各国革命所争取的目标。欧洲自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存在不平等问题，那时候，公民、外邦人、奴隶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到中世纪，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封建等级制度，帝、王、公、侯、伯、子、男、骑士、农奴、贱民等，每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与地位，都是世袭的。所以，欧洲民众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建立一个没有等级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在中国古代社会，若说绝对平等，当然也不是。官民不平等、富人与穷人不平等、绅士与百姓也多少有些不同。但是这些不平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寒门人士如果智慧、勤奋也可以变为官僚、富人、绅士。所以，这种不平等往往是各人努力的结果，并非是一种世袭的特权。他指出，有一种错误的平等观念，就是要实现人们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平等，这是危险的。平等是指政治地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平等，然后，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如果像平均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那么，世界就不会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这种平等是假平等！

　　中山先生认为，中国要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学习欧美是应该的，但是不能丧失自信地去盲从，否则将祸害国家，误尽苍生。

　　事实证明，在鸦片战争之后，东亚社会以自身的文化为背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选择了向西方学习，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除了受斯大林模式祸害的国家之外，很快都完成了现代化任务，从而创造出了东亚现代化的辉煌。所以，只要我们保持理性与自信，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继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吸收西方现代国家乃至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长，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华文化就一定能够再现辉煌！（作者为民革江苏省委会理论与学习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