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辟地开天:中国共产党诞生乃辛亥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网 2022-03-22 09:59 来源:团结杂志 作者:王杰 宾睦新 查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对辛亥革命的承传和超越;这一超越的过程,是在承传的过渡中逐渐完成的。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的探索。……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历史经已明证:辛亥革命的历史变革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引领,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探索和孕育干部等先决条件。换言之,没有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发动的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文的旨趣在于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对辛亥革命的承传和超越;这一超越的过程,是在承传的过渡中逐渐完成的。

  方死方生:辛亥精神并未戛然而止

  辛亥功成,民国肇建,然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民国成立不久,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入披着拥护民主共和外衣、实际上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手中,民族危机未见化解,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锲而不舍,于艰难顿挫之中,为捍卫民主共和而奋斗。

  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合并,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当选总理,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党务。孙中山旋出任全国铁路督办,规划十年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以实现民生主义。宋教仁则努力践行“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缘于宋教仁的主持经营,国民党于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国民党共获392席,宋教仁将以党首身份组阁。岂料,宋氏于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乘车赴北京时,被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派人刺杀。3月26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兴师讨袁。7月,江西、江苏、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等地相继宣布独立,举旗讨袁,发起“二次革命”。讨袁于9月初失败,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秘密组织中华革命党,于1915年再次发动讨袁战争。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政,声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1917年7月,孙中山从上海赴广州发动护法战争,由于党人内部复杂,思想涣散,所倚重者乃是地方军阀,以致屡战屡败。

  严酷的事实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一直在擘划的“宪政”途路上寻觅“却虏”和“送穷”的方策,但由于北洋政府和外国势力的干扰与破坏,这条道路一直未能走通。令人敬佩的是,于军阀割据、战乱连年、民生凋敝的十年间,辛亥革命的精神并没有戛然而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志士还保持着革命气节,革命没有停步,仍在继续探索。一次护法受挫,孙中山潜心著述《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三大巨作,而这三者也正是其锲而不舍、探求新途的见证。毋庸讳言,辛亥志士在民国建立后的十几年间(含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几年间),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仍是民主进步潮流的代言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披肝沥胆为中华民族的进步浴血奋战,期待着有志振兴中华的同盟军和支持者,以完成辛亥革命未尽事业。

  方起方兴:共产党人尚待开天辟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

  马克思主义东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孕育需要历史土壤与环境。辛亥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都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培育了历史土壤。辛亥革命所推动的思想觉醒,促助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民国肇建,伴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亦在增加和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积聚了阶级力量。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或直接投身辛亥革命运动,或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持助作用,或受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促使许多参与者和受训者重新思考和寻找新出路,从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盏明灯。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启蒙,哺育了工人阶级,培养了革命干部,其未及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始使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党员人数57人。平实说来,这还是一个极小的政党,而且处于秘密状态,在社会上还缺乏轰动性的影响。无疑,从历史意义上说,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却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缘于早年幼嫩,队伍弱小(1922年6月,二大,195人;1923年6月,三大,432人),未及拔地而起、光芒万丈。正在百般思索,寻找盟友,联络同道,期待“蓄发”,谋求崛起。

  果尔,及至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还强调:“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中共一大的纲领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理想目标看起来“高大上”,实践上欠缺接地气,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状。因为,斯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根本不是资产阶级掌权,仍是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联合一切力量,壮大自己,才能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如何才能推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支持。共产国际对中国各党派的认识比较清晰,正视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扶持。共产国际看准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各党派中是倾向于反帝反封建的,但也存在向军阀和帝国主义妥协的倾向,如果共产党能够同国民党合作,就可以让国民党摆脱与军阀、帝国主义的联系,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正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极力“撮合”,铺就了国共联手、合作发展的前提。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帮助国民党完成改组,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桂林,与孙中山会晤。马林建议孙中山建立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党;要有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深表赞同。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表示愿与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议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并再次邀请国民党开代表会议。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返回上海。8月23日,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赴上海会晤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是月29日、30日,中共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同时保存共产党。此后,中国共产党即采取积极步骤,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1923年1月18日至27日,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经过几次会谈,双方联名公开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制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国共合作,可谓“天作之合”,中国国民党需要新生的、有活力的、有新思想的新成员来激活、焕发朝气;中国共产党需要有号召力的、成熟的、有革命性的同盟者携手成长壮大。如此,国共两党合作,际遇双赢,开拓超越辛亥革命的历史,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共行共进:国共合作导引新民主主义征程

  孙中山无愧为民主革命的旗手。当北方传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之时,他即敏锐感悟到世界新纪元曙光的降临。在苏俄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加之此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给孙中山以很大启发。1920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将控制广东的桂系军阀赶走。1921年5月5日,他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出任非常大总统,率师北伐。不料,他所依靠的广东军阀陈炯明,于1922年6月16日叛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希望再次破灭。

  孙中山矢志不渝,继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他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愈发亲近,从而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作为革命目标,提出以俄为师的主张,逐渐思考“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此时也向孙中山伸出合作之手。

  1922年9月,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初步启动。孙中山在沪召开改进国民党会议,草拟中国国民党宣言、党纲、党章。1923年1月,他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强调“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提出“力图改正新约,恢复中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图适当之解决”等一整套政策。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结束以后,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由孙中山指定鲍罗廷(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当时受聘为广东革命政府最高政治顾问、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廖仲恺、谭平山等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1923年10月,中国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孙中山在11日的广东支部党务讨论会上指出:过去革命失败原因是由于“党中缺乏组织”,党员革命精神丧失,本党基础未固。所以需着手以下三方面的建设:

  一是加强国民党改组的组织建设。10月18日孙中山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帮助国民党改组;委任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处理国民党本部改组事宜;10月底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强调“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

  二是加强党内思想统一。孙中山痛斥“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强调党员“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党员的真精神”,要求“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并对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反对国民党改组、诬蔑共产党的言行进行严厉批评。

  三是明确革命的方法为军事的奋斗与宣传的奋斗。强调“注重宣传”要到位,指出“必要人人心悦诚服,都欢迎我们的主义,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一成”,进而强调有组织有系统地宣传的重要性。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钟楼礼堂正式召开。陈独秀(未到会)、李大钊、于树德、毛泽东、谭平山、李维汉、夏曦、张国焘、林伯渠、韩麟符、李立三、沈定一、李永声、袁达时、胡公冕、宣中华、廖乾吾、朱季恂、于方舟、王烬美、谢晋、刘伯垂、陈镜湖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被指定或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由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4人组成指导小组,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统筹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毛泽东等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形成了有鲜明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并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相吻合,因而也就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原则。经过改造后的国民党,实际上已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4人,其中有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3名共产党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7名共产党员。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纪律问题案》、《出版及宣传问题案》、《海关问题案》、《制定党歌案》等10个重要决议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性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也迅速开展,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国共合作,促进了国民党的组织建设。据鲍罗廷的观察,改组前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国民党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党员的信仰也不坚定,更谈不上有什么坚实的群众基础。国民党改组时聘请鲍罗廷加强国民党组织建设,对此,孙中山强调,“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在改组中,共产党人还直接参与国民党中央层面的领导工作。在中央各部中,组织部长为谭平山、农民部长为林祖涵。在北京执行部,李大钊、于树德参与领导。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人参与领导。汉口执行部林祖涵、刘伯垂、林育南等人参与领导。在地方省党部的建设中,共产党人更是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也是国民党组织发展最快和最有活力的地方。1925年5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到1926年1月,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全国除云南、新疆、贵州等少数省以外,绝大部分省区都有了国民党组织。关于国民党组织建设的成就和共产党人的作用,毛泽东有个总结: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后来蒋介石等人发动“清党”,则从反面反映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及其作用。

  国共合作推进了国民党的革命化,沟通了国民党与底层民众的联系。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认识到依靠工农是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对民众运动给以相当的重视,多次号召其党员“到民间去”,“从下层多做工夫”,旗帜鲜明地提出联合农工的主张。他破天荒地与农民开联欢会,发表演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多次宣称:“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正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之后,农民运动骤然高涨起来:“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自觉地深入民众当中,强调“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至对于政策上,我们决不稍让,以保存我们的固有精神”。通过共产党的扎实努力,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有了显著的改善。

  国共合作推进了国民革命进程。统一战线的推动,使中国革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国民政府迅速平定两广;创建了黄埔军校,造就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同时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工农运动蓬勃兴起,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形成世界影响;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造成了农村大变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10万人正式誓师北伐。在半年多时间内,迅速地把国民革命运动推向高潮,革命力量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为国民党统一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大革命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张难先评价说:“十五年北伐成功,即得力此一支生力军也。”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扶助了孙中山,将旧民主主义阶段推进至新民主主义阶段,而孙中山可以誉为是这一革命转变的扭转者。

  江流百转东汇海,历史曲折向光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尽管经历艰苦与磨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逐渐接过了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继承孙中山遗愿,继续推动革命运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升华了革命的内涵和底蕴,从而超越了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孙中山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业,实现了辛亥革命没有实现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指出,“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承传与超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奠礼,也是历史的必然!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宾睦新,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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