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中共对孙中山的认知与抉择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宣言》重新阐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成立不到四年、党员不到400名的中国共产党，竟成为国民党内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并进入到国民党领导机关的最高层，这一现象固然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强力支持分不开，但也与早期中共党员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理解和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

　　目前，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注意到中共对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态度，甚至专题讨论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孙中山，从宣传策略的角度考察了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传策略，还有学者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的角度，探讨中共在国共合作前后对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不同态度。更有学者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角度，考察了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交往以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认识，为我们了解中共对孙中山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是，中共在国共合作前后对孙中山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国共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甚至对中共后来的发展亦产生持久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共在国共合作前后对孙中山的认识和理解这一侧面，考察中共对孙中山的态度变化及其特点，为深化人们对中共在首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提供一点参考。

　　一、革命认同：革命的孙中山与落伍的国民党

　　现代中国革命话语的形成，最初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关。民初短暂的民主宪政一度冲淡了“革命”的主题，但经孙中山的不断推动，“革命开始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最典型的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1920年代几乎同时并起，“革命”迅速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而又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改良及其他救国途径（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学术救国等）被视为缓不济急和舍本逐末。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中共对近代意义的“革命”的认知，并不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宣传引领，而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林伯渠、张国焘、张太雷、毛泽东、叶挺、杨殷、苏兆征、林伟民等中共党员就曾程度不同地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与孙中山有过直接的交往。其对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任务，以及方式和方法等的认识，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孙中山的影响。

　　陈独秀早期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民国初年孙中山组织的反袁、护法和护国等运动，在陈独秀看来是最“富于革命性”的，认为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行为就是反革命的表现。尤其是在南方参加孙中山护法斗争的李大钊，对孙中山及其思想主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甚至为维护孙中山的革命地位，对日本中岛端发行《支那分割之运命》诋毁孙中山的语句逐条批驳，明确指出孙中山就是“造时势的英雄”。

　　不过，共产党人最初是在参与和反思中认同辛亥革命的。1919年8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使用了“辛亥革命”的词语，并指出辛亥革命的局限，在于没有发动群众。1923年，毛泽东在《外力、军阀和革命》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属于革命民主派的主体。1920年1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国庆纪念的价值》，认为“十月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我认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陈独秀所指的“十月革命”就是辛亥革命，称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表明他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充分肯定。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不仅再次使用了“辛亥革命”的提法，还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使封建政治下的改良运动进步到民主革命运动，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制，“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虽然这些较少涉及对孙中山个人的评价问题，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肯定辛亥革命也就是肯定了孙中山的革命性。

　　但是，中共也对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做了深刻反思。早在1921年5月，施存统就撰文指出：“辛亥革命，自有彼历史上的价值；吾人断不当因为彼没有成功，就根本否认彼底价值。至于造成袁世凯等专制魔王，其实乃是社会底罪恶，断难归咎于民主主义者，尤其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因为这些东西早已存在了。‘越革命越坏’乃是一般反对国民党人无常识的话。”强调“我所不满意于辛亥革命的，乃因为彼是不彻底的革命，不完全的革命”，“我们现在的问题，决不是过去革命好坏问题，乃是将来革命如何问题”。张太雷则进一步认为，“不管其手段是用武力的是把清朝推倒了，不能说其在国民革命上有重大意义”，彭述之也说：“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了的，至少可以说没有成功”。显然，“反思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则为早期共产党人建构革命话语提供了重要资源” ，也为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推进找到了相同相通的思想话语和精神动力。1919年，董必武就感慨地说，“同朋友们对照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切磋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 ，才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虽然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在合作的方式和工作的侧重点上有所争论，甚至产生分歧，中共对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排共的言行和孙中山“联俄”“容共”等举措也有尖锐的批评，但是并不影响中共对孙中山的积极评价和对国共合作的支持态度。

　　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国共党员纠纷问题，会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协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的联络方法。上海中共中央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致电广州鲍罗廷和瞿秋白，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不同意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拒绝承认国民党中央为解决两党间的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在1924年9月7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指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

　　当时的孙中山，的确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之间的对等“合作”关系。其时以当然领袖自居的孙中山，只愿意和苏俄政府谈合作。因为当时的孙中山，不仅对苏俄抱有好感，也求助于任何一个愿意给他提供帮助的列强。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孙中山，对刚刚成立而又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和信任，在当时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必须肯定的是，尽管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在不了解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能量，轻视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但并没有影响孙中山对年轻有为的中共党员个人的重用，更不会影响中共对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态度。因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性”所带来的优越感，使他们觉得比国内性的国民党要高出一筹。1924年陈独秀就不无调侃和自信地说：“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

　　正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自己组织的国际性和革命性的高度自信，以及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深刻认识，早期中共党人在面对具有20年党龄拥有20万党员的中国国民党时，并没有感到压力和自卑，而是牢记自己的初心，为了共同奋斗的目标，保留对国民党和孙中山的看法，服从大局，积极融入到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大潮之中，并真心拥护孙中山的领导，承认孙中山在国民革命中具有无上的地位，认为他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唯一的指导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家”，“一个实际的革命家，世界革命人才”，在思想和行动上对孙中山及其倡导的革命事业保持认同和支持。

　　二、思想审视：辨析三民主义与拥护三大政策

　　像众多同盟会员和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不同层次的认识一样，早期共产党人也有一个从认识到实践，再由实践到认识的发展过程。虽然已有研究者从思想内涵、精神品质、历史地位和话语逻辑等方面，对中共话语体系中的孙中山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认为中共话语体系中，孙中山的思想概念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即中山主义、孙文主义和三民主义，并指出中山主义、孙文主义逐渐淡出中共话语体系，三民主义最终成为中共指称孙中山的思想精要的基本概念。其实，除了“孙文主义”带有歧义或意识形态倾向外，中山主义或孙中山主义之思想核心，仍然不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范围。历史地看，中共不仅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内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真正认同和继承的则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可以说，中共早期对孙中山思想主张的认识和理解，是在不断总结、反思和争论中逐渐形成的。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各种新思潮纷涌而至，在如何选择上，人们不免会有不知所措，甚至片面理解和盲目吸收的现象。胡适对陈独秀以“德先生”和“赛先生”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就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事实上，无论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生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无论是国民革命、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在1920年代各自都获得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响应。在比较和研究中，经过民初政治乱象冲击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开始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说：“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之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虽然俄国革命带有暴力色彩，但通过大革命，去“革政府的命”，“革阶级的命”，革种种落后风俗、制度和不道德的心理和行为的命，是当时立志改造中国的一批诸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定的方式和手段，选择社会主义，以俄为师，已成为多数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共识。

　　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当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能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当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伸出橄榄枝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思想主张。陈潭秋在回忆中共一大时，透露中共一大就曾对孙中山采取何种态度发生过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把孙中山当做敌人看待，因为孙中山所代表的阶级与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具有敌对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孙中山当做朋友，因为孙中山是革命的和进步的。最后采取折衷办法，“对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对于某些进步的运动，则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他”。

　　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频繁交往，年轻的中共党人也不得不认真审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922年1月，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列宁率先考虑到共产国际和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这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三民主义”的看法。虽然在早期共产党内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出现过“经济状况”说、“反映社会”说、“问题”说、“根基”说、“维持生存”说、“个人生长地域”说等不同的看法，但中共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与理解，在随着革命形势变化而不断拓展。首先，认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发明创造，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独树一帜；其次，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一个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陈潭秋就认为，“三民主义在兴中会已植其基”，而于同盟会时才定为革命团体之纲领；其三，认为三民主义政治纲领主要内容，就是寻求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张闻天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其中有很丰富的为民族、为民主、为大众而斗争的政治思想。”许多共产党人甚至开始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辩护。李大钊从辛亥革命时起，就对孙中山及其思想持开放态度，并在1922年西湖会议后第一个加入国民党。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也一改过去的批判态度，开始对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国民党的性质等作正面解释：“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