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中共对孙中山的认知与抉择(2)

　　中共党员对孙中山的思想和主张进行正面解读和积极辩护，一方面说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革命的需要，必须不断地调整视角和立场；另一方面表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着丰富内涵和积极进步的倾向”。有论者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为孙中山的思想、政策做辩护，一方面提高孙中山的思想受众面，提高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引导民众接受革命思想，吸引民众进入革命阵营，壮大中国革命力量”，同时还锻炼了共产党人的队伍，提升了党的战斗力，实现了党的职任，扩大了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为遵照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示，实现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提前做了思想认识上的准备。在中共三大会议上，甚至正式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此同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也改变了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并吸纳共产党中的优秀人才，增强改组国民党的力量。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等就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的策划、文件起草和翻译等工作。当时就有人明确指出：“孙中山在沪召集了一些进步分子（当时陈独秀也在内）起草国民党改组计划。”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又曾多次对其三民主义进行专题演讲，并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耕者有其田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质更加突出。这种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革命的原则和革命的方法结合起来”的结果，便是“三大政策成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灵魂”，并“树立了三民主义的新生命”。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声音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认真研判了孙中山逝世对于国民革命的影响，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措施，于3月1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呼吁中国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承继孙中山遗嘱，领导中国的民族自由革命运动；呼吁全国民众继续孙中山的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肃清南方反动势力，保卫革命根据地。其实，在孙中山逝世前一个多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就着手布置“孙中山逝世后之宣传问题”，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生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192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通告中更明确地指出：“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随后又再次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

　　在孙中山的讲话和国民党的有关文件里，虽然没有具体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完整表述，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倾向和革命实践的色彩非常明显。1927年4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刊载《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一文，称：“近年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植农工）来了！”国民党左派甘乃光认为，共产党分子内存在着两种成分，一种是纯粹的共产党，一种是跨党的共产党。而国民党既“联络共产党纯粹分子，又不容纳共产党跨党分子”。因此，有学者指出：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与“容共”虽在国民党报刊上交相出现，但称“联共”者渐多，提“容共”者渐少，意味着国民党人亦逐渐认同“联共”的提法。

　　不过，国民党报刊上逐渐增多“联共”的话语，主要还是与中共积极宣传三民主义，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有关。1926年1月，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国民党二大代表，肯定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制定三大政策的正确性，反对那些否认孙中山正确政策的国民党内部人士，促使孙中山正确政策的执行。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讲授现代民族问题时，也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政策具有革命性。?輩?輱?訛陈独秀专门写信给戴季陶，并撰写大量文章批驳戴季陶及国民党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错误认识，驳斥他们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抨击他们分裂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批判他们破坏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要他们坚定不移地维护孙中山所定的三大政策。李大钊也认为：“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1927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对时局的宣言，认为坚持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遗训，离开三大政策就是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在思想上牢牢把握宣传的主动权，不仅充分发挥自己在思想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宣传优势，按照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要求，积极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赋予三民主义以新的内涵和革命的意义，而且有原则有策略地同各种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行为作斗争，维护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引领地位，坚定不移地宣传和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国民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三、行动自觉：帮助孙中山改组和推进国民革命

　　最初，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同意共产国际和苏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办法，认为这样贬低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去函，明确提出六条反对的理由，包括宗旨不同、政策主义不相容、国民党形象太差、其内部矛盾甚多，且“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又假以权柄”等。但在充分领会共产国际关于通过党内合作、利用国民党的组织，来“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意图之后，尚处于初创而且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力保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孙中山，助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实现国共合作。

　　首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不仅成立了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而且举办工人学校，组织产业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在持续的13个月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铁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一批优秀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纷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1921年9月，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在浙江萧山衙前村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广东海丰县成立第一个秘密农会。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很多地方建立了农会，会员达20多万人。9月，湖南衡山县白果区农民在水口山工人运动的鼓舞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岳北农工会，开展了一系列斗争，树起湖南农民运动第一面旗帜。中共还组织了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这些工农运动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为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但是，在系列工农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开始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充分观察和了解当时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实际情况后，尤其是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令下，中共把目光集中到了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身上。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共能够在推动中国走上反帝革命的道路上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国民党上层几乎只有孙中山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反帝革命影响的情况下，让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等人的支持者，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年轻的中共党人的确不负共产国际和俄共领导人的厚望，积极主动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迅速成为国民党内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党员及青年团员的人数仅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3%，出席一大的人数却已占到大会代表总人数的10%左右。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中共党员所占人数达到了全体委员的25%。而在大会后产生的国民党权力机关中央党部的7个部中，中共党员占据了两个部长和三个秘书的席位，并且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占据了1/3的发言权。加上鲍罗廷的顾问身份，共产党方面在国民党决策层中，自然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不过，要把国民党拉到共产国际指定的轨道上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极其小心谨慎地行事，一方面主张争取领导权，一方面又告诫党员“做法要自然，不要暴露自己的用意”；一方面主张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统一行动，一方面又担心中共代表集中活动，可能产生消极后果，故不得不秘密集会。应该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其真诚合作和精明强干，还是得到了孙中山及国民党多数人的认可。

　　既坚决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在斗争中求团结，又在坚持原则前提下，保持党的独立性，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基本态度。

　　事实上，在与国民党合作期间，中共党人很快发现，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他们深信国民党的领导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断言在国民党内，“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的话，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志”，令他们担忧的是国民党右派已经“控制了国民党的全部机构”。对此，陈独秀十分不满地告诉维经斯基：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有“许多劳工反对的东西”，其“对外政策中则有许多反俄的东西”，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并且无限制地给予支持，将会对远东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要求共产国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政策，再“不应当毫无条件地或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了。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甚至发布了《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的通告，明确指出：“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并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公开谴责右派，并在国民党内形成派别斗争；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不应介绍加入国民党，同时努力争取“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以巩固和加强共产党人的力量，削弱右派势力；准备迅速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使其成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以便必要时取代旧国民党而做“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8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国民党中监委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形成了关于共产党应将自身的活动，尤其与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于国民党的决议，并决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便直接负责了解和协商共产党的有关活动。对于强调党组织独立性和斗争性的中共中央来说，国民党人干预自己内部事务，是不可容忍的。因此，中共中央不仅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表示强烈反对，同时陈独秀还向维经斯基通报了这一情况，对鲍罗廷的妥协和包容国民党的态度表明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广州商团事件后，蔡和森更尖锐地指出：“一个革命党只有积极促成全国革命形势的成熟才能夺得全国的政权，只有夺得全国的政权，才能实施其政纲以系民众的信任。”“所以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要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党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

　　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重申和强化1924年5月执委会扩大会议方针的决议：坚决彻底的反帝，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策略；建立独立的工农组织，特别是把产业工人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此，中共党员及其领导下的产业工人，今后一般不再加入国民党。可以说，中共四大“成功地改变了中共党员自国共合作以来一直存在的激烈的愤懑情绪，以及要求国民党放弃广东根据地，放弃军事斗争，甚至要求从国民党中央乃至整个国民党中退出来的强烈愿望。中共中央开始从被动消极的防御态势，转入积极进取的进攻态势”。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后，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形势的变化，要求全党注意借孙中山逝世之机为国民党“征求党员”，不惜改变四大关于在产业工人中一般不发展国民党员的决定。在他们看来，若能乘此机会“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就可以使中共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虽然中共中央的态度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实力有限，且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总数或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因此要在短时期内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和反帝斗争的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十分难得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推动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向全国发展的同时，始终保持党的独立性和革命的战斗精神，敢于同错误思潮发起攻击，勇于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善于抓住历史机遇迎难而上，不仅以年轻的弱小的党组织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积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而且也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合作与斗争中迅速成长壮大起来。

　　总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领导，但能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积极作为，不仅实事求是地客观评价孙中山及其思想主张，有理有据地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辩护，不断地凸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而且敢于面对风险和挑战，有策略有组织地去应对和化解。在组织上保持严密性和思想上保持革命性的前提下，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充满自信、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实干中求合作，主动作为，大胆作为，不断地把国民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胡波，广东省中山市政协专职常委，广东省台湾研究中心中山台湾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