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6)

辛亥革命网 2022-04-26 10:11 来源:团结杂志 作者:张生 查看:

苏俄、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造就的国民革命,是外部因素和本土力量结合,彻底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即使在100年后的今天,东亚和世界仍然可以切身感受到它带来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发表长篇讲话称,“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而俄国革命,面对着更强大的敌人,却获得了“彻底的成功”,原因在于他们组织了革命军。他勉励诸生,“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黄埔学生唱校歌五阙,另唱《国民革命歌》。胡汉民宣读了孙中山给黄埔军校的训词。

  从1924年到1927年,黄埔军校共在广州办学六期,毕业生8107人,其中前四期毕业4971人。

  苏俄的参与,是黄埔军校的重要特色。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接见了鲍罗廷和苏俄军官切列潘诺夫、波利亚克、捷列沙托夫、格尔曼等,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这些苏俄军官与上年6月抵达中国的斯莫连采夫担任了学校顾问。后来苏联还派出红军军长巴甫洛夫来黄埔军校。另有各军兵种专家乌格尔、萨赫诺夫斯卡娅、楚芭列娃、斯密尔诺夫、沙尔菲耶夫等约20人。1924年下半年,布留赫尔(也译为布柳赫尔,化名加伦)将军来到黄埔,统领、加强了顾问力量。除了军事顾问,苏联还给了黄埔军校、黄埔学生军和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大量军火金钱援助。

  以国民党、苏俄和中共合作建立的黄埔军校为核心,国民革命军的建立,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实。

  七、苏俄、中共帮助建立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由黄埔军校首创其体制,并为其核心逐步扩大。从黄埔建军的第一天起,苏俄和中共就给予了重视,这就使得国民革命军创生时就打上了深深的红色印记。

  黄埔招生时,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其中,“同学”指“同志”,“少校”指“共青团”,“民校”指“国民党”。黄埔的前三期师生中,共产党员除周恩来、叶剑英外,尚有第一期的刘仇西、李之龙、蒋先云、张其雄、杨其纲、王尔琢、游步仁、许继慎、杨溥泉、曹渊、唐同德、曹石泉、毛延桢、金佛庄、彭干臣、傅维钰、张继春、陈赓、徐象谦(向前)、王逸常,第二期的周逸群、王伯苍,第三期的饶荣春、周恩渭等人。另有统计称,第一期结业645人中,中共党员41人,占6.5%,第二期毕业449人中,中共党员占4.45%,第三期毕业1233人,中共党员占0.973%。前热后冷态势明显,所以如此,是因为指导方针有变,中共中央1926年发布通告称,“我们的同志宜少派人前往,总以多找左派为原则。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惟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人数虽不占优势,但周恩来作为军校政治部主任,被认为是中共“渗入政工之始”。由于周恩来等人的领导,黄埔军校中,中共党员极为活跃。

  苏俄根据其在华工作人员对国民党的判断,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加拉罕报告契切林说,“国民党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生气勃勃的、积极的、组织良好的国民革命党,这是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无论在印度,还是在土耳其、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民革命党”。他强调:“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

  苏俄和中共在黄埔军校中合法立足,其氛围异于寻常。“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

  苏俄帮助之下,苏军党代表制顺理成章地在黄埔落地,廖仲恺被任命为党代表。党代表的设置,乃“为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关于军队中之政治情形及行为,党代表对党员负完全责任。”“党代表为军队中党部之指导人,并施行各种政治文化工作。”“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至于党代表与部队指挥官的关系,规定“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但须副署之”。“党代表于认为指挥官之命令有危害国民革命时,应即报告上级党代表,但于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或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

  经过短暂犹豫,蒋介石决心以黄埔为基石开创自己的事业。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因商团事件愈发严峻,广州危急,密电蒋介石放弃黄埔,将枪弹与学生一起送往韶关,“为北伐之孤注”。蒋介石则决意“死守孤岛”,等候孙中山来援。挺过危机以后,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令将黄埔新军称为“党军”。11月30日,蒋介石呈请任命胡公冕为教导团第一营党代表,茅延桢为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为第三营党代表。共产党员角色吃重,令人瞩目,诚所谓“本党建军自黄埔始,军队政工亦自黄埔始”。1924年12月2日,蒋介石呈请成立教导第二团,王柏龄为团长,郭大荣为参谋长,顾祝同为第一营营长,林鼎祺为第二营营长;原教导团改为教导第一团。后以张静愚为第二团党代表,金佛庄为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同月,军校成立参谋处,钱大钧为处长。1925年3月29日,蒋介石呈请任命周恩来为军法处处长。同年4月11日,蒋呈请任命张治中为入伍生总队长。

  蒋介石主导的黄埔军校及其军队在苏联援助下迅速发展,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其中蕴含的危险因素进行了非常深邃和有远见的批评,而且批评对象正是苏俄代表鲍罗廷及其执行的政策。

  1924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其中“特别大的错误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执委会还批评鲍罗廷与其联系甚少。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直接致函鲍罗廷,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批评的依据是在黄埔军校和教导团中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金佛庄的报告:黄埔有很大的缺点,(1)右派军官千方百计阻挠工作(政治工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派去的政委(按:指党代表廖仲恺)实际上没有把工作开展起来,而蒋介石校长参加的国民党支部什么事都不能做。(2)在学校里无政府主义者占上风,新改编的模范团也落到他们手中。(3)你们的资金不知他们(右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用到何处去了。因此,除了我们的同志以外,受他们影响的学员很容易涣散。俄国的血汗(你们的资金),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花在这种学校上,我们认为很不值得,因为这个军校与其它任何一个军阀的军校没有什么区别。

  1925年4月,廖仲恺提请国民党中央将教导第一、二两团组成“党军第一旅”,以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为旅长。蒋介石曾私下认为廖仲恺此举乃“有意防范撤我兵权”,但党军设“司令官”,蒋介石为之。党军扩大之时,军校政治部也随之扩大组织,分设前后方政治部。“随军作战者称前方政治部,以周恩来为主任,留校教育者称后方政治部,以包惠僧为主任。”紧接着,改前方政治部为“党军政治部”,仍以周恩来为主任。“至此军队政工始脱离军校政工而独立。”共产党员主持黄埔军校和党军的政治工作,清晰地表明,国民革命军的孕育,中共有相当大的贡献。

  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决议:(1)改组原“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2)取消各地方军名义,统一改称“国民革命军”;(3)成立军事委员会,统辖各军,谋军令政令统一。7月3日,军事委员会成立,委员8人: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朱培德、胡汉民、谭延闿、伍朝枢、许崇智,以汪精卫为主席。关于军队的名称,曾有“国民军”、“革命军”和“国民革命军”三种提议,终以“国民革命军”定议。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2008-2022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9017968号-1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40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