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二十多年后的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漫长的历程，得出的结论。

　　俄国人的路，是俄国人先走出来的。如何被中国人接受，成为中国人的路？这是一个极为宏大、极为长期、极为复杂、极为精细的系统工程。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人“走俄国人的路”的主体。她的诞生、发展和壮大，是实践俄国之路的关键。其过程，已经有非常多的论述。其中，她几乎一诞生，就被设定要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以完成革命的第一步。

　　这是因为，俄国革命之路，就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如孟什维克等合作，推翻专制残暴的沙俄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第二步，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俄国的经验，对后来的运用者来说，可能是宝鉴，也可能是五味杂陈的经历。

　　俄国革命的经验，移植到中国来。需要两个前提因素：一是一场伟大革命注定的最终胜利者——共产党——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她于1921年7月23日成立；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共产党拟定合作的对象。

　　谁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问题的答案，拥有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者自然指向孙中山及其党人，但在当时，并不是不言自明；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担任并完成革命的任务吗？

　　一批热忱的苏俄和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来到中国，他们带着俄共（布）、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仅“挑选”出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把他们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而且“手把手”地教会了他们革命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战略，让他们从一隅之地的小派系，真正地成为今后几十年中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主要政党之一。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会欣然接受苏俄的引导和指导吗？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方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共产国际在实施指导、运作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反弹，特别是孙中山对共产国际理论和路线的“在地化”解释。他们实践的过程，也并不按照国际设定的路线。然而，历史给了他们磨合、相容和合作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人那时是“年轻的”，但并不像过去的很多论述所说的那样“幼稚”。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组织架构和财政支持，对其意义重大。然而，她有自己的思想、独立思考的个性（尽管那时还不够）和行动的方向。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出现重大错误的情况下，她能擦干同伴身上的血迹，走出苏俄和共产国际最后不得不认可的革命之路，说明最初几年的成长，带给了她很多的教训和经验。

　　苏俄、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造就的国民革命，是外部因素和本土力量结合，彻底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即使在100年后的今天，东亚和世界仍然可以切身感受到它带来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

　　一、陈炯明叛变及其冲击

　　十月革命炮响时刻，孙中山正为其倡导的主义和革命遭遇困难而苦斗。十月革命发生后，1918年夏天，他致电列宁和苏维埃，对其“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相隔万里的中俄两党如何共同奋斗？在当时，尚未进入孙中山的实际思虑之中。

　　从第一次护法运动，到1919年间，国内政局多变，“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中山先生为国奔走之时，心忧国家民族命运，思考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理论，形成一系列重要著述。举其要者，为《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1917年到1919年间次第发表。后调整顺序，加以编辑整理，合编为《建国方略》。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写作《建国方略》之时，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和规划都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也和他身处的翻云覆雨的复杂政治环境几无关系，对照他为护法战争和军政府的人事、军事、财政、外交等殚精竭虑的工作、生活实际，几乎是云泥之判，难怪当时不理解他的党人和外人有不知河汉之讥。然而，这些脱离于当时一般政治的思考，恰恰显示了中山先生忧国忧民和超越所处时代的伟大，也是他所以区别于同时期无数政治人物的重要标志。

　　当然，孙中山上述思想与时代之间的脱节，也可见在经历屡次失败后，革命党人正处于革命向何处去的迷茫之中。就在此时，发生了陈炯明叛变之事，予孙中山重大打击。

　　陈炯明（1878—1933年），字竞存，广东汕尾市海丰县人。早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副都督、代都督。1913年参加反袁斗争。后参加护法运动，任援闽粤军总司令。

　　援闽粤军系在孙中山支持下，由广东省长朱庆澜拨出其军队20营而组成。该军实为革命党人掌握的不多的武力之一，孙中山对此非常重视。1918年11月，援闽粤军与闽浙联军停战，获得闽南26县之地，部队扩充到2万余人。革命党人对该军支持不遗余力，朱执信、许崇智、邓铿、蒋介石等被派遣其军中，充实力量。

　　1920年6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发表“四总裁宣言”，揭起反桂旗帜，宣布岑春煊、陆荣廷等与北方之交涉各事为无效。直皖战争爆发后，广东督军莫荣新乘机攻闽，欲消灭陈炯明部。8月，陈炯明誓师反击，第一军邓铿、洪兆麟负责左路，攻击汕头；第一军叶举部负责中路，攻击饶平、潮安；第二军许崇智负责右路，攻击蕉岭、梅县、兴宁。邹鲁、姚雨平等组织民军策应。朱执信策动虎门要塞反正，失败牺牲。9月底，陈炯明等部进占惠州。11月，孙中山与伍廷芳、唐绍仪返回广州，恢复了军政府。孙中山以总裁兼内政部长，唐绍仪为财政部长（未就任），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唐继尧为交通部长（王伯群署理）。同时，军政府还“特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管理广东军务，全省所属陆海各军，均归节制调遣”。

　　回粤以后，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言就职。6月26日，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令其“荡平群盗，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全自治”。9月，陆荣廷出逃，陈炯明声望日隆。两广克服，而始终胸怀中华统一大业的孙中山并不以区区为念，1922年1月，孙中山宣布北京政府徐世昌、梁士诒等罪状，下令通缉。兵次桂林，宣布北伐。期间，加入国民党的湖南军阀赵恒惕拒绝“借道”，负责接济军需的邓铿遇刺，孙中山不得已回军广东，5月8日，在韶关发布北伐总攻击令，以李烈钧为中路军，以许崇智为左翼军，以黄大伟为右翼军，全军约6万人。而陈炯明军乘机云集广州，其部下叶举率部50余营进入省垣。形势由高歌猛进突变阴云密布的背后，是陈炯明对孙中山不断革命、坚持北伐由不满而掣肘，最终竟发生纵兵叛变、炮轰总统府之事。

　　陈炯明密谋策动反叛的种种细节，当时北伐军的主要作战对手赣督陈光远了如指掌。他将广东内部情形密报北京，内称：“陈炯明部叶举现将主力军屯集肇庆，本月十日叶举在肇密集所部长官（预请钟景棠等派代表与议）议决：二十二日通电公请陈炯明回省，维系地方，声讨孙文（按：此处出版档案有句号，疑为句读错误）引滇、黔、赣客军入粤，骚扰地方，而粤重负担以驱之。……陈炯明得悉，力责钟景棠等不可妄动，立遣员赴肇，饬叶静待时机，陈谓：拥孙之魏邦平等均在省，防卫力量不单，而海军已属孙，现在我动，省垣不能固守，许崇智、李烈钧等亦可提兵回战，并受民党群起斥弃，今时机尚未至，切不可妄动，静待我最后之命。”

　　6月13日，北伐军前锋占领江西赣州，发现多份陈炯明与直系吴佩孚、陈光远沟通企图夹击北伐军的文件。廖仲恺、胡汉民研究后认为，北伐军“如打败仗，不能攻克赣州，则陈军必扼守粤边，不容北伐军退返粤境，或竟缴北伐军械，亦未可知。现既获胜，且克赣州，逆谋当可消弭于无形”。决定乘势攻克南昌，再设法对付。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占领广州，宣布取消广州当地政府、服从旧国会，并炮轰总统府和孙中山住所粤秀楼。随即，叶举等发表宣言，要求孙中山下野。孙中山在事发前两小时得到林直勉、林拯民报告，离开总统府，登上军舰。据其判明，“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

　　事变后，孙中山率“永丰”等海军军舰炮击叛军，从6月16日到8月9日，坚持50多天，备极艰难。1922年8月15日，孙中山发表《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指出陈炯明及附逆者“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陈炯明此举“不惟自绝于同国，且自绝于人类”，号召“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本根”。其后发表的《致海外同志书》，更加详细地回顾了陈炯明叛变的来龙去脉，他沉痛地指出：“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馀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陈炯明作为孙中山庇护多年、信任有加的党内同志，以举兵叛变的方式，不仅中断了势头不错的北伐，而且促使孙中山深思其自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运作方式——党权不彰，可有可无；依靠地方实力派，常为反噬；政纲老套，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在痛苦的反省中，孙中山注意到了一直在其左右，期待甚殷的苏俄、中共因素，转而与其合作，从而掀开了其政治生涯最为壮观的最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