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昭示性

辛亥革命网 2022-04-25 16:59 来源:团结杂志 作者:王杰 查看:

1924年初,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幕,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谱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朽篇章。

  1924年初,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幕,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谱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朽篇章。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发展的伟大意义的探讨,前人已发表了不少成果。本文从新审视,即试图阐释国共合作的伟大功用在于它的“昭示性”——“三大政策”催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发;统一战线绽放民主革命奥区的“广州(东)制造”;黄埔军校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摇篮——从而揭示在广州发现世界的新视角,同时呈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篇的新样态。

  一、“三大政策”催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发

  国民党一大标志性的伟大成果,是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一政策,作为时代的产物,乃是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适乎国、共、俄三方共同迫切的意愿和取向,切合时代革命和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从而催生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契机。

  “三大政策”催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发,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联俄。联俄是孙中山三大政策思想的源头,是他首创三大政策的诱因。从学习西方的角度说,乃是他第二次迎接西方前沿学说的冲击,无疑这又是一次全新的抉择,展现了孙中山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先锋品格。

  1916年夏,袁世凯帝制复辟闹剧收场,孙中山苦心孤诣缔造的中华民国仍在军阀割据之中飘摇,为捍卫民主共和成果,继续振兴中华之愿,孙中山陷入了新的艰难探求之中,值此期间,苏俄传来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经过几年的互动、比鉴与思考,孙中山认定,“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孙中山赞叹十月革命的成就原由有自:“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孙中山为之做过深刻的省思:“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之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孙中山由是找到困惑多年的症结。他进而指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功夫,全结晶在党中”,这便是中国革命的楷模。

  经过与苏俄代表的交往与沟通,孙中山对推崇苏俄道路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他认为:“美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推原他们强盛的来历,都是由于革命成功的。就这三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比较,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国。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到平等。”何为关键者?“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人,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故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应该指出,孙中山革命伊始,曾对美国和法国的民主模式充满憧憬,然而,经过民初年间的尝试,西方的民主范型并没有适应中国的水土,而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取向给予孙中山无限的希望与信心(尽管他对苏俄还欠缺理性与科学的研究)。因为“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这正是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救国坦途。

  孙中山还从俄国对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领略到激励与信心,吸取了新的思想养分与鼓舞的力量。

  联俄思想的确立,从时代特点和革命氛围上看,世界已经步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恰好给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主动联俄,预示着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将要步入世界革命的范围,客观上正在孕育着新民主主义的胚胎,催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宠儿。

  二是联共。这是孙中山首创三大政策的动力,可以看作推动三大政策的外因。

  从中国共产党方面而言,它的诞生,无疑得益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及民初思潮的孕育。在共产党人看来,孙中山是民主革命先导,又是民主革命盟友,现时的国民党不失为真正的革命政党。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与国民党的主义目的有区别,但是,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解放的首要任务与先决前提。中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参与和领导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把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旧”“新”前后两个阶段的话,就是首先要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而这一阶段的任务正好与国民党的任务相一致。因此,正待成长壮大的共产党有必要团结一切可以调动的革命民主派,尽早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为了推动民主主义革命力量的集结,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确立了民主革命“进行时”的纲领:“(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努力促成国内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明确要与现时“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的、但有明显弱点“实有改变的必要”的国民党加强合作。翌月,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内部协调改组。孙中山亲自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主盟,表示:“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中山也确实以真诚的态度给予共产党员热情的信任,委以负责改组国民党事宜的重任,如参与起草一大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协助各地方干部的训练等要职。共产党人也尽心尽力工作,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

  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表率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无形中也焕发了国民党员为本党担当和牺牲的革命朝气,进而推动国民党扶助农工政策的实施。由于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对农工运动的领导,以反帝反封为目标的民主革命力量得到迅速的集结与壮大,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逐渐夯实了革命的基础。

  三是扶助农工。这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内核,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人促成三大政策的内因。

  从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方面说,从新解释三民主义的理论,并把它当作党的新纲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过渡铺垫了正确的路轨。

  孙中山无愧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创者和伟大旗手。他为了振兴中华,“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然而,这毕竟是一条异常艰难的道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治,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业。严酷的现实是,十三年过去,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依旧没有向着民主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局面无从根本改变:“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更为揪心的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路在何方?

  1917年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犹如一声春雷,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革命指明了航向。接踵而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和共产党诞生,展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步上政治舞台的革命风貌。中外政局的急剧变动,拨亮了孙中山的眼光,他于1919年10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有意识加强党的思想与组织建设。因为,以往革命没有获得彻底的成功,乃是缺乏一个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作为行动的指引,以及没有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

  改组国民党工作走上正轨,以1921年12月下旬孙中山在桂林会晤马林为标记,马林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建议。随后,廖仲恺被委以担任改组的主要角色。

  适值孙中山等着手推进改组国民党工作期间,曾被委以重任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在广州发动兵变,围攻总统府,酿成“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国事为所败坏,党义为所摧残,文以诸同志为所牺牲”。沉痛的教训,使孙中山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同时,他已真切地体会到新兴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国民党可以信任的同道和朋友——“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从而他更加下定决心联合共产党人并肩奋斗。廖仲恺先后与苏俄特使谈及合作问题。他特别注重加强发展党的组织从下层做起:“倘非从下层多做功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

  至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国民党的改组事务“办理甚为完满”,廖仲恺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较为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以图合作,则前途之顺通,可预卜也。”他信心满满:“盖如本党改组后,积极进行,北方各省之革命风潮,益蓬勃而起,不可遏止。”

  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党内,表明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党内发表政见,将共产党的某些积极的革命主张提交在国民党内讨论,甚至形成国民党的决议,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决议在国民党内贯彻,有效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发蒙与施行。联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与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携手建立统一战线,开拓了国外的联合阵营,对中国民主革命步入世界革命新阶段,奠立了国际革命的统战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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