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昭示性(3)

　　三、黄埔军校乃孕育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摇篮

　　自1894年创办兴中会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垂30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始终直面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依靠谁来搞革命”。他曾经倚重的力量主要有两种：（1）从依靠会党、新军到地方军阀，从民初讨伐袁世凯，到西南护法，再到陈炯明兵变，事实证明依靠军阀搞革命的道路行不通。（2）依靠党众闹革命。孙中山政党观迭次发生变化，从民初“革命党”转为“政党政治”，到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再到护法战争时期将国民党改组为“政党”，直到1924年将国民党“革命党”化，其归因乃是想借用党众力量来实现既定的革命目标。革命一次次受挫给孙中山以深刻的教训：依靠旧军阀无法建设新民国；仅仅依靠政党也难以实现既定革命目标。

　　1924年初，孙中山曾一度考虑新建民国政府，具体措施是凭借“党军”打天下，以改组后的国民党治理国家，由南向北，逐步建立奠基于国民党之上的“建国政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改名为‘国民政府’）”。

　　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乃是他革命四十年梦寐以求的伟大创举与壮举。黄埔建军乃归因于天时地利：（1）受苏俄启发，“孙逸仙访问团”前往苏俄考察，侧重于党务、政治和军事。（2）苏联顾问和中共的建议，此间，孙中山对苏联顾问极为倚重，鲍罗廷等人围绕在孙中山周围，孙中山很多决策大多基于鲍罗廷等人的建议。（3）符合孙中山“党军打天下”和“党众治国家”的建国理念。《建国大纲》是孙中山晚年党国理念文本的具体表述，从根本上规定了国民政府建国和治国的基本理路，“作为国民政府建国施政的最高依据，内容凡二十五条，然于建国精神，建设程序，中央及地方政制，基本国策，地方自治等大经大本，无不有明确具体而进步的规定”。宋庆龄说：“先生《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实为施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基础，而图国家长治久安之至道也。”大纲第六条明确规定，“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实际上就是规定了党军和改组党员的任务。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过程中，苏联顾问和中共发挥过重要作用，由是，黄埔军校也成为共产党活动的重要基地。黄埔军校在广州举办六期，据估算至少有800名中共党员在其中工作、学习。其实，1924年至1927年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藏龙卧虎之地，被称为“红色黄埔”，或“赤黄埔系”。1927年中共五大时，广东党员人数接近1万，其中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有材料说有1500多人。有学人逐个查证，现已查出有姓名可考者600多人。这说明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比例很高，其中重要人物也很多。这些在黄埔军校工作或学习的师生，在军事力量创办及军队原则、制度形成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换言之，可以说黄埔军校是孕育中共建军的摇篮。具体表现有：

　　第一，黄埔军校是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和第一支军队的嚆矢。

　　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是改组后的铁甲车队，第一支军队是第四军第12师第34团（叶挺独立团）。两者存在着内在联系，后者的组建原因有为了保存“前者”实力的意图。无论是铁甲车队，还是独立团，黄埔军校的学生和教官均有实质性的领导和参与。

　　1924年初，广州革命大本营实际控制的地区有限，主要是京九线、粤汉线的一条狭长线路和珠三角部分地区，为了保障京九线路畅通及保卫孙中山安全，始有铁甲车队的创设。1924年11月创建的铁甲车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经孙中山同意，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受命主持对铁甲车队改组。此间（冬间），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设立了军事运动委员会（即“两广区委军委”，又称“军事部”），这是中共于党内首次创建的军事工作机构。而铁甲车队改组以提升铁甲车队战斗力为名义，实际上是将铁甲车队改造成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具体做法是：（1）改组铁甲车队的领导机构，建立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领导组织系统。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抽调徐成章任铁甲车队队长，廖乾吾担任党代表，周士第任副队长，曹汝谦任政治教官。（2）壮大和充实铁甲车队队伍，除抽调黄埔学生参与外，还选调了百余名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充实（迄今无足够史料证明个中人员如何入选，此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得如火如荼，队员是否从农讲所中选拔，有待进一步研究）。（3）有意识地在铁甲车队建立中共小组，小组隶属于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这种在基层建立党组织的做法，似是日后“党支部建在连上”的雏形。铁甲车队听命于广东区委和周恩来，不是因为行政指挥系统，而是该车队内部共产党组织的存在，铁甲车队领导人及领导机构“共产党员化”乃是伏笔。

　　第四军第12师第34团的组建，背后应该蕴含着周恩来希望保存铁甲车队的想法，是利用党军建制保存革命力量的一种手段。铁甲车队组建初衷之一是为了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孙氏去世，铁甲车队自然就失却了存在的价值；加之，东征过程中，国民党对共产党在军权上的排斥，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警觉。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曾提及两个事件，或可作为辨证：（1）周恩来曾派左派充任军校学生的队长，蒋介石“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2）1925年6月，工农运动高涨，国民党中央曾指令周恩来抽调军力前去示威助阵，周“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蒋之“不满意”，实际上跟参不参加游行示威没太大关系，周能调动军力或许才是问题的核心。

　　为了有效保存铁甲车队力量及争取部分军权，周恩来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 12 师第 34 团（即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正式成立。第34团成立后，铁甲车队被纳入该团建构，成为团营建制的骨干，铁甲车队领导担任了独立团的营、连级长官，排、班、司务长及其他职务也大多是由铁甲车队成员担任。为了提升独立团战斗力，周恩来先后数次从黄埔军校抽调共产党员充实到独立团的各级领导机构中，比如独立团参谋、部分营长、连长和监视队长等均由黄埔军校毕业生充任。林彪就是这一时期被调入独立团担任见习排长的。

　　第二，黄埔军校造就了中共的重要将领，培育了“支部建在连上”雏形。

　　从“昭示性”的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出自黄埔军校：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属于教官，林彪和徐向前两位是军校毕业生。此外，十名大将中有三位是黄埔军校出身，分别是黄埔一期的陈赓、五期的许光达和六期的罗瑞卿。57位上将中有八位是黄埔生，分别是一期周士第和陈明仁，四期萧克，五期张宗逊、杨至诚、宋时轮，六期郭天民、陈伯钧。开国中将还有9人是从黄埔军校走出。这些赫赫有名的开国将帅每个人都是一部厚重的军事革命斗争史，而他们的起点均是黄埔军校。朱德曾经作过如是评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支部建在连上”的雏形是逐步演成的，前后分两个阶段：铁甲车队时，建立中共小组；独立团成立时，设立干事会。中共小组应该是“党支部建在连上”的最初雏形，廖乾五最早担任小组组长。在独立团建立中共支部干事会，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军委共同作出的决定，其核心目的是保障中共对该支武装力量的领导。干事会由吴季严任书记、团长叶挺、周士第和董仲明为干事，组成干事会的领导机构，干事会以团、营和直属队为单位，分别设置党小组。从“昭示性”的角度说，可以喻为“支部建在连上”之雏形。

　　第三，黄埔军校和东征时设置政治部，践行了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共产党于黄埔军校及东征时期，在要不要设立政治部的问题上并没有决定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直接决策者。即便如此，共产党特别是广东区委还是做了一些相关的预备工作，比如争取由共产党员出任政治部主任，以及在东征进程中积极开展军队政治工作。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担任教官、主任，有没有提前预设？——周恩来从法国回来，到广东负责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工作，之后，得张申府推荐、经廖仲恺委任，进入黄埔军校。当时广东共产党员比较多，胜任搞政治工作的人不在少数，而让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职的周恩来前去黄埔军校，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广东区委军委工作主要是在黄埔军校和军队中开展党的工作，由担任广东区委军职的周恩来前往黄埔军校任职似乎是比较合适的。周恩来主管政治部，与当时国民党军政要人忽视政治部有很大关系。在黄埔军校初创期，政治部只是黄埔军校众多部委之一，且并非核心部门。政治部主任，与校长、党代表及苏联顾问相比，不是核心职衔。东征开始后，周恩来成为政治部直接领导人，主要原因大致有：（1）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师道尊严是他在黄埔学生军中能够行使职权的责任之一；（2）周恩来与蒋介石同是江浙人士，符合蒋介石用人原则，是故，蒋介石对周恩来屡屡委以重任。

　　军队政治工作，第一次东征是起步阶段，第二次东征才是正式确定时期。

　　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学生军是随军活动，属观摩团性质，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参加东征，主管政治宣传队工作。第一次东征，政治部在一定意义上属“临时性”机构，服务对象仅局限于黄埔学生军（即两个教导团），权力范围有限，东征军的左路军、中路军和右路军许崇智部粤军均不在服务范围之内。即使是“临时”性质，政治宣传队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主要体现于：（1）协调学生军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他经常派出宣传队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宣传队到处贴标语，向老百姓宣传，对争取人民群众的了解与支持，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本校更于校内设一政治委员会司理本校革命军驻在地域内一切政治工作之筹重施行，并收纳当地人民关于政治工作之建议，以期党军与人民得以声气互通，溶为一片，军为民用，民为军助而后吾革命军之职责方得完成”；（2）保障学生军参战迎战时的思想觉悟。他们对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每个士兵胸前所配符号的背面印着“爱国家、爱人民、不贪财、不怕死”的字样，由各连党代表常对士兵讲解这四句口号的意思”。

　　第一次东征时政治部发挥的作用，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东征党军政治部的建立。第二次东征党军内部建立政治部完整建制，在东征军总指挥部设总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方面，于是亦组成了总政治部。此总政治部，即设于总指挥部内，复由政治训练部给予指挥前方政治工作之全权”，周恩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各军、师、团及以下各级均设同级政治部。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总政治部职权是由第一军政治部行使，两者是“两个班子、一套人马”的建制。第二次东征，东征军政治部制定和完善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相关制度，具体包括：（1）加强对士兵（特别是战时）的政治思想工作，让“主义”在士兵脑中扎根，“一定要遵守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2）建立和完善军、师、团、营及连级政治机构，加强机构组织建设和完善，充分发挥组织在战时政治工作中的作用；（3）对士兵进行相关训育和开展战时政治工作。这里的战时政治工作，包括协调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取得地方支持。同时，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也是政治工作的“题中之意”。

　　1925年两次东征（3—5月、9—10月），是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首次国内战争，打垮了陈炯明系粤军，消除了自1923年以来长期威胁广州革命大本营安全的东江敌对势力，实现了广东统一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黄埔长洲，一座小岛，一所军校，牵连着一个时代。此前，搞军事史研究的学人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应该从八一南昌起义算起，所以，军事史的著作对“红色黄埔”着墨不多。本文试图以上述三个层面阐释，对黄埔军校作为中共建军的摇篮作尝试性的探索，并以此就教高明。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多次道路的抉择，正是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确路线方才得以被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成为时代的必然取向。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