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昭示性(2)

　　二、统一战线绽放民主革命奥区的“广州（东）制造”

　　由国共合作掀起和推动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首先在广东革命策源地得到实践和检验。这一伟大实践，得益于广东天时地利人和氛围的滋养与扶助，换句话说，统一战线成果的绽放，也反哺了民主革命奥区的“广州（东）制造”。

　　“广州（东）制造”，可高度勾勒为三个层面：

　　一是推动了广东本土即“革命大本营”民主革命力量的升涨与革命运动的高涨，为东征平叛和北伐战争夯实了大后方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统一战线的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扶助农工”的举措上迅速扎根开花。孙中山在强调“唤起民众”的基础上，尤为强调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参与和担当。他强调：“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同理，在论述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的地位与作用时，指出：“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正是基于对时局走向和革命力量的认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定，“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阐明国民党的历史使命必须是“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为了强化统一战线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孙中山强调对农团军、工团军灌输“三民主义”的教育，在农民工人中发展和壮大国民党党员的队伍，以进一步发挥国民党的先导作用。

　　有一则史料具体而真实地诠释了此间国民党迅猛发展的归因效应。时任广州市市长伍朝枢于1925年7月《训令五局各职员须一律加入国民党由》令饬：

　　为令遵事，查本厅暨所属各局，所有在职人员，均须加入国民党，历经办理有案，现值市政刷新，各局改组之际，亟应照案赓续办理，其办法如下：

　　（一）该局所属职员，如有先经入党者，须由局调验党证，填明入党年月日及号数，列表报厅；

　　（二）其未经入党者，限于文到后五日内，一律入党，仍照前列表呈报，以上办法，除分令外，合令仰该局，即便遵照办理，刻日具报毋违，切切此令。

　　广州市政府训令政府职员国民党员化，有力地推动了广州市及广东省内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同时，借助统一战线的推动，中共广东区委也有意识不失时机抓紧党的建设，办党校、出党刊，努力发展中共组织——中共的目标和纪律非常严明：“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当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在广州成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时候，英雄的五羊城从此揭开了共产党历史的新篇章。相对而言，因为“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比较宽松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培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果不其然，借力于国共合作的东风，中共的党组织此间在广州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广州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较早的地区。换言之，则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早的试验区。陈独秀此间三下羊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共产党人积极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广东的工农运动，并将国民革命运动推向全国。1923至1926年间，毛泽东三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主编《政治周报》，得到了躬身实践的政治锻炼。在广州，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道路进行了睿智的探索，对统一战线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初步阐述，于1925年12月在广州《革命》半月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该文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不言而喻，广州（东）是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重要实验场与孕育地。

　　其时，共产党领导人陈延年获悉鲁迅先生南下广州，并有创办书店的打算，即躬亲安排中山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毕磊主动与鲁迅先生接洽，既帮助鲁迅尽快熟谙广州地理、时局，也能使其与中共保持通畅融洽的关系。鲁迅将“北新书屋”开办在芳草街，此地乃是与中共首脑集结地——距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仅一巷之隔，二者之间是否有关系，以及其间关系深度如何，则有待日后相关史料的披露。

　　中共广东区委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党员人数多。有统计，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一年间，广东的共产党员数量从400人发展到1000人；至1927年中共五大，全国共约6万名党员中，广东党员将近1万人，比例很高。另一个特点是管辖范围广，除广东、广西外，还统领福建、云南和南洋。再一个就是主持广东区委工作的干部力量比较强，从周恩来、陈延年到张太雷等，都是党内很重要的领导干部。他们在广东的历练，从思想、组织和军事等方面，为后来中共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战线成立后，广州的工农力量发展蓬勃。

　　广州工人组织先是在行会的基础上建立工会组织。孙中山曾多次在工人中发表演说，并制订《工会条例》，指导和领导工会运动。孙中山还积极支持成立“广州工团军”。为了应对“商团”不断扩充军事力量的威胁，受孙中山之命，1924年8月27日，中共在广州组建了“工团军”。这是广州地委领导的第一支革命军事武装，由广州工代会执行委员会直接指挥，共产党人施卜、刘公素、胡超等人担任了工团军的正副团长。工团军的任务主要是保护工人利益、辅助革命政府。在同年10月商团事件中，工团军奉命参加相关平叛商团军战斗。工团军平叛任务结束，即于当月底被宣告撤销。

　　广州工会发展迅猛。据刘尔崧1926年12月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记载，广东“总共工会737个，会员466532人”。工人运动的发展，表现在经已行动起来的觉悟与力量。

　　省港大罢工（1925.6.19—1926.10.10）是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充分展示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工人运动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高峰。罢工伊始，特别是沙基惨案发生后，成立不久的黄埔军校多次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和拥护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24日，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工友大会，会上决定凡是军校人员月薪在30元以上者，需要捐献十分之一作为援助工友的费用。6月23日沙基惨案之后，工人阶级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1925年7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成立工人纠察队，在省港工人纠察队组建过程中，黄埔军校给予了大力支持，黄埔军校人员徐成章担任罢工纠察队的总教练，还从黄埔军校第二期中抽调出15名教练员，全力支持工人武装队伍的训练。

　　省港大罢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下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一次成功的反帝斗争运动。此次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大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罢工委员会采取罢工、排货、封锁3项措施同英帝国主义作斗争，工人纠察队在各海口驻防，东起汕头，西至北海，对千里海岸线实行封锁，使香港经济活动陷于全面瘫痪，航运停顿，进出口贸易锐减，商业萧条，有效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经济统治。罢工委员会还规定“特许证”制度，此举打破了各帝国主义一致对付广州的局面，并争取了广东商人的中立，稳定广州金融。为广东革命策源地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乃是中国革命成功之基础。农民运动的发动与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自1924年7月3日彭湃主持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后，共产党人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革命骨干学成毕业，大多深入农村，“毕业后返回各地”，以搞农民运动为工作重心。“十一月，炳辉以优异的成绩在农讲所结业，即被任命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往郊区负责领导各县的农民运动”。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后，农民运动渐次升温。卢克文后人也记曰，“一九二五年夏，卢氏从农讲所结业后，受命于省委，同彭湃、林苏一道到了海、陆丰工作，在此期间，经彭、林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意识到占据广州的重要性。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员黄学增，是中共南路地方组织主要创建者，也是南路农民运动的拓荒者、著名领导人，在他的发动和领导下，吴川县1926年夏农会会员发展至3万人；是年底，广东南路（海康、遂溪、吴川、廉江、化县、电白、信宜、茂名等）15个县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农协会员发展至12万人。据记载，1926年12月广东“全省农协会员已在一百万以上”。

　　毋庸讳言，斯时的广州（东）确实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有识之士向往的圣地。蔡和森曾于1926年上半年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报告时，对广东的局势做过由衷的赞许：“广东政府在中国的影响，就如苏联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影响一样……广东政府发展对中国革命前途有很大关系。”——无疑，这是对“广州（东）制造”效应的最形象的比喻。

　　二是广州（东）的革命成果和经验辐射全国，同时输入内地，推动了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

　　孙中山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要推进国家的统一，完成民主革命大业。他指出：“想推翻北方的军阀官僚，统一中国，想把中国变成很强盛的文明国家，不只南方革命党有这种思想，就是北方军队、学生和一般有觉悟的人民，都有这种思想，这就是全国人民现在的心理，这就是全国人民现在要做的大事。”他告诫国民：“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遵循这一宗旨，在广州开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以第六届为例，学员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计三百多人。学员毕业后，派往全国各地指导农民运动，有力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兴涨。

　　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发动和支持下，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至1926年底1927年初，农协会员发展到两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与高涨，使广大农村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化，给国民革命的北伐大业以有力的支持，推动了北伐军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展。

　　亲身参与领导和指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从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角度看，亦是成果喜人，及至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党员已达5万余人；在铁锤镰刀的旗帜下，“已经组织起来”280万工人和900万农民——“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这局面是何等的惊人！

　　三是为亚洲国家昭示了民主革命的新路径。

　　孙中山在广东开创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在客观上接受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也给亚洲各国殖民地、附属国人民昭示了一条谋求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和路径，吸引了亚洲民主革命的领导（越南、韩国等）前来学习与培训，引发了亚洲地区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孙中山十分同情和支持东方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革命 ，因而吸引了一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志士不远千里，来到广东追求民族独立运动 ，广东地区也成为了东方被压迫民族进行独立运动的培训基地。

　　1924年12月中旬，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广州，取名李瑞，公开职务是前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1925年6月，胡志明在改组越南革命组织“心心社”的基础上，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胡松茂、黎鸿峰等人是早期会员。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是越南共产党的前身，是越南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成立的革命组织。为了培养民主革命骨干，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7年，胡志明组织在穗越南青年开展政治训练，训练班举办了三期，第一期学员5人，第二期15人，第三期30人，越南革命领导人范文同、黄文欢等干部就是从这个训练班走出来的。为了办好训练班，胡志明除了自己亲自撰写讲稿和授课外，还邀请周恩来、张太雷、李富春、彭湃等人前往讲课，同时，又挑选一批优秀青年进黄埔学校学习军事和政治，“在我们的学生当中有约30个越南人。他们都是很严肃的人，积极劳动，努力学习。他们知道，想建立工农的政权，就要拿着武器战斗，而且只有军事知识才能帮他们保卫政权”。

　　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团体，如广州中韩协会、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勇进》学会以及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和韩国国民党等团体或政党，也纷纷在广州展开独立运动培训。

　　20世纪20年代伊始，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实践着把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洪流。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主要是由黄埔军校和国立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于1926年在广州创立，包括黄埔军校韩国籍教官孙斗焕以及义烈团团长、黄埔军校学员金元凤、吴成嵛、金山与中山大学的留学生金星淑等。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其成员以义烈团的主要人物为主，会员三百余名，为广东地区1926—1927年最有力的韩人独立运动团体。其主要活动：一是承担韩国流亡青年入学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的担保工作，金东轼、金镇东、金东秋、金正石、安偶生、徐义骏、金凤洙等韩国独立运动的骨干均是由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担保入读中山大学的；二是由金星淑负责创办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团体机关刊物《革命运动》，对韩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民族问题以及革命指导权问题等进行宣传，主张韩国革命家为了民族解放应该自觉参加中国大革命，以打倒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三是，1927年4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临时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山大学的留学生马骏、郑有麟、徐义骏、李英俊、蔡元凯、李活、金东州、金山和金元植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5月，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以金星淑为中心改组为大独立党，并组织广东促成会。11月，郑有麟出席在上海召开的韩国独立党关内促成会联合会，以后又改为中国本部韩人青年同盟。

　　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的学生还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1926年夏，北伐军从广东出征北伐，加入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的黄埔军校韩国留学生也编入学生军随军北伐。国共合作破裂以后，1927年广州暴动失败，有150余名韩国留学生为中国革命壮烈牺牲。

　　1924年初，创建朝鲜义烈团的金若山，想方设法与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取得联系，国民党一大期间，驻留广州的金若山先后与孙中山和廖仲恺见面会谈，希望国民党能够给予经费支持。1925年，广州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及两次“东征”胜利结束，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金若山等人深受鼓舞，朝鲜义烈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年秋移驻到广州，并积极与国民党联络。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经验，金若山和朝鲜独立运动主要领导人孙斗焕积极求见蒋介石，希望选派朝鲜人前往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初，蒋介石同意他们作为第4期学员入校，3月，包括朝鲜义烈团团长金若山在内的24人便正式进入黄埔军校，参加相关训练和学习。

　　一花引来百花开。国共合作首创的统一战线，令“广州（东）制造”不仅绽放于本土，还辐射于全国、影响于亚洲，扬播于海外，此亦可喻为“昭示性”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