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蒋翊武与辛亥革命的几点再认识

辛亥革命网 2022-04-06 09:07 来源:新湖南 作者:邓可吾 查看:

回顾辛亥革命,不能忘记重笔渲染武昌起义,在突出宣传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的历史功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失败,蒋翊武9月9日在桂林丽泽门外英勇就义。事隔八年多即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北伐至桂林,特在丽泽门外蒋翊武就义处为其立碑题词:“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落款“孙文 敬题”,并命胡汉民撰写碑文,碑文指出“武昌首义发难,以公功为冠”。尘埃落定,盖棺定论。寥寥数语将蒋翊武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了高度评价,并表达了对蒋翊武的特别尊重。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最高浪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艰苦努力,使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了客观必然性。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起到了领袖的作用。回顾辛亥革命,不能忘记重笔渲染武昌起义,在突出宣传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的历史功绩。

  (一)不能淡化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最重要里程碑的历史定位

  辛亥革命,其广义是指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的讨袁“二次革命”失败。我们通常讲,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催生了中华民国,让民主共和制度深入人心。但讲到辛亥革命,我们不能不想到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因为: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最高浪潮,武昌起义的成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可以说,没有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展示的正是湖北起义军向清王朝在两湖地区统治中枢——湖广总督发动猛攻的情景。所以,我党把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与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制度建立、改革开放相提并论,作为20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之一。仅此,再明白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武昌起义在辛亥革命乃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定位。当然,我们不能割裂武昌起义与此前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各次起义的联系,应该承认武昌起义是在同盟会影响下、在总结此前各次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

  (二)不能否认武昌起义成功的客观必然性和低估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的领袖地位与巨大作用

  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发动了十几次武装暴动,但都失败了,惟武昌首义一举告捷,而且是在革命领袖蒋翊武被迫出逃、孙武受伤住院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功,这看似偶然,实际上寓示着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在三点上。

  一是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找准了武装起义的突破口——武汉新军及其依靠力量。武昌起义前的各次武装暴动大多以留学生、华侨和会党为依靠力量,属于典型的精英革命,军队与中下层人士参加者甚少,也缺乏缜密的策划与必要的军事训练,力量过于薄弱,所以都如昙花一现很快以精英流血失败而告终。在革命运动屡遭失败后,革命党领袖认真总结教训,开始认识到了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蒋翊武就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革命党人之一。早在1906年参加同盟会领导的首次暴动——萍浏醴起义时,蒋翊武便提出了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的主张。以后进一步明确指出:以前各次起义之失败就在于缺乏革命武装与革命干部。绿林豪杰与日本浪人,可利用不可重用。光靠文字鼓吹革命,不掌握革命武装不能成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遂于1909年选择走向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参加已有秘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第四十一标三营充当士兵,不久,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由防地调至武昌当学兵,至此,开始了以联络出身贫寒的新新军士兵及工农商学各界群众为主要任务、长期瓦解新军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这标志着以蒋翊武为首的武汉革命党人最先找到了武装革命的突破口,并且找准了依靠力量。

  二是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使革命的准备工作相当扎实而充分。蒋翊武自跻身湖北新军后,在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一,把公开的宣传与秘密的鼓动结合起来。其二,讲求宣传的有效性与广泛性。其三,把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与革命思想的发动结合起来。其四,使军事力量与机关报社互为声援,交相作用。其五,吸取此前各革命团体入社手续不健全、组织系统混乱而屡遭破坏的教训,在新军各标营中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实行专人负责、逐级领导和单线联系的原则,使组织系统与新军编制系统相吻合,这种伟大创举,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与组织的严密性,完全适应了起义的需要。其六,集结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在发展革命力量方面,与湖北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相比,蒋翊武主持的文学社发展最快,实力最众,革命化程度也最高。至1911年7、8月间,16000人的新军中入社者达八九千人,还在工农群众学生中争取了大批力量。仅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就在河南信阳工农商学界联络不少人士入社,并在铁路沿线的工农群众中争取了大批力量。至起义前夕,文学社社员达16000多人,这标志着作为清朝反动统治支柱之一的湖北新军已被瓦解,武昌首义的组织准备完全成熟,文学社成为“武汉首义之一原动机关”。正如胡绳所说,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起义进行了缜密的策划与部署,并为起义者所熟知。在孙中山领导的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坚定地认为武汉即将成为全国革命中心,每星期召集各代表到会加紧策划起义事项,5月份便在武昌设立起义指挥机关,并亲自制定了内容详尽的《文学社社员及标营代表之职务表》,明确其职责,亲自制定举义计划23条洞时,为壮大革命力量,极力促进与共进会的联盟,1911年6月1日正式通过合作决议,9月14日两团体举行联席会议,正式通过了起义计划,会议公举蒋诩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随即行使职权,“计划军事”,发布多项指令,并制定了调赴各地新军的发难计划,反复敦促黄兴、宋教仁速来鄂主持大局。但是,黄兴、宋教仁来鄂无期,势难久待,遂于9月24日举行两团体联合大会,确定起义总动员,因蒋翊武赴岳州驻防未归,文学社刘复基代表总司令蒋诩武宣布起义总动员计划,对各标营在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步骤、攻击目标和任务作了详细布置,会议决定10月11日举义。会议讨论4小时,各代表都熟悉和接受了这个动员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蒋翊武于10月9日由岳州赶回武昌主持起义大计,当获悉孙武制弹失事,起义计划、起义人员名单暴露时,便毅然决定当晚午夜起义。他以总司令身份签署紧急命令十条又十款,并向传达者口授补充命令一道,将起义程序运筹得至细至密。在敌人戒备森严、总机关被围、命令未能送至炮队,起义未成、刘复基等革命党人被害、自己与副指挥王宪章被迫出逃的情况下,蒋翊武再派人传令各标营按既定程序于10日晚,“争死生于须臾”,又对火攻队、水攻队及各独立整队连发布命令六道。上述事实表明,“命令夙宣,指挥先定”。革命士兵正是按照蒋诩武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周密部署于10日晚一举夺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次日,又以文学社阳夏支部为中坚力量,一举光复汉口、汉阳。

  以上表明,武昌首义绝对不是过去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纯属“群众自发暴动”,“成于意外”。孙中山赋予蒋翊武“开国元勋”的评价切合历史事实,蒋翊武当之无愧。

  (三)不能忽视蒋翊武在武汉保卫战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武汉保卫战是武昌首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勇壮烈的武汉保卫战巩固和发展了武昌首义的胜利果实,导演出他省先后独立、封建帝制轰然倒塌、中华民国拔地而立的威武雄剧来。武昌保卫战如同武昌首义一样,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能不问,在敌我实力悬殊、内部分裂日趋严重、革命势力的守城行动遭到左右掣肘的情况下,武汉保卫战为什么能够坚持近两个月呢?对此,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第一,釆取多种举措,致力捍卫和加强革命领导权,以保卫和扩大首义战果。武汉保卫战中,蒋翊武竭力维护和争取革命党人在军政府的地位,反对旧势力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他积极参与谋略处事务、组织汉口军政分府等事关重大的革命活动,“以防不测”,并准备在局势稳定时改组武昌军政府;他致力提高首义功臣在军政府中的地位,如力荐李长龄为都督府秘书,杨载雄为协统,杨王鹏为军令部人事局长,李六如为标统等等;他多次敦促军政府电告同盟会负责人黄兴立即来鄂,以取代黎元洪的地位;他坚决反对孙武“拥黎以自重”,“排斥起义一班同志”。当革命党人在10月25日军政府改组中失势,又极力促成以首义功臣刘公为首的总监察处的建立。如此等等举措,虽然收效不著,但对抑制反革命势力恶性膨胀、巩固首义战果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坚持从工农群众中招募义军,扩充守城力量。武昌起义胜利后,清廷惊恐万状,立派荫昌南下,复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调动最精锐的北洋六镇七八万人前往镇压。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局势,蒋翊武在10月16日军政府的军事会议上,力主向工农群众招募新兵,严加训练,组建义勇军,先后组建民军七个协。义勇军的建立,工农群众的参战,对保卫武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不畏牺牲,运筹帷幄,誓死坚守危城。蒋翊武在汉口汉阳保卫战中,以军政府高等顾问“计划一切”吧并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当黄兴10月28日临汉督师,蒋翊武与黄兴同舟共济,配合紧密, “黄之军事设施,多出于蒋翊武之策划”即黄兴称赞蒋翊武“智勇双全”。在汉口、汉阳失守,黄兴遭人攻讦于11月27日被迫离汉去沪的时刻,蒋翊武继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他大胆任免各级指挥官,继续扩充民军,鼓励士气,安定民心,严密布防,机智出击,重创大敌。他极力阻止黎元洪、孙武将军政府迁离武昌。因使武昌危而复安,保住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仅减轻了汉口、汉阳失陷对革命局势的消极影响,而且牵制了清军主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结束了各省立宪派的徘徊观望态势,有力地推动和巩固了他省的独立和反正,为迫使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提供了保障。

  综上所述,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最重要里程碑,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与指挥者。我们回顾辛亥革命,不能忘记重笔渲染武昌起义,在突出宣传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的历史功绩。令人欣慰的是,史学界曾经长期冷落蒋翊武的局面已经结束,蒋翊武在辛亥革命的地位与作用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尤其在最近有关辛亥革命的影视里,蒋翊武也有一席之地。然而,要把蒋翊武研究引向深入,以彻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有待我们今后的进一步努力。

  (邓可吾 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参考文献:

  [1]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72.

  [2]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166.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 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642,100.

  [4]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卷上[M].武汉:湖北通志馆,1947:84-85.

  [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594.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3:40.

  [7] 刘泱泱.蒋翊武研究琐议[J].武陵学刊,2013(6):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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