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3)

　　三、“关余”事件和孙中山的选择

　　所谓关余，乃“关税余款”或“关税盈余”之简称。

　　1923年2月，孙中山才复返广州。当时，“大本营方面，以将来粤事解决后尚须北伐，策源之地，不可无巨款为之接济，于是乃有收回粤省关税之计划（粤海关每年税收约三四百万）”。

　　1923年9月5日，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分拨关余，拉开了关余斗争的序幕。北京公使团对此无甚反应。10月23日，伍朝枢再次照会公使团，否认北京有挪用关余的权力，主张关余分配应由各方核定。公使团仍无切实答复。实际上，从9月到12月几近3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公使团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切实答复，因为他们认为，孙中山政府随时会垮台，此事终会不了了之。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所说:“我曾经一度寄希望于孙博士政府的垮台，因为随着陈炯明将军优势的不断提升，孙中山的政府在今年夏天已经岌岌可危，这将非常有效地阻止任何旨在截取关余企图的实现。与此同时，北京外交使团也不需要随之而采取果断的措施。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也认为，“当前，陈炯明好像已经胜券在握，因此，孙中山也将面临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因此直到孙中山击溃陈炯明，攻占石龙，站稳脚跟，列强才开始认真考虑此次关余事件。12月1日北京公使团以领袖公使欧登科的名义致电杰弥逊，请其代为答复关余问题，态度至为强硬。在电文中，公使团对“孙文已有暂行管理广州海关骇人听闻之主张”提出严厉警告：“（一）任何方面如有干涉中国海关之事，本外交团均不予以容纳。（二）如有上述事情发生，本外交团即当采取相当强迫手段藉凭办理。”

　　孙中山发动“关余”斗争，既是财政问题，也是希望通过此事争取列强对南方政府的承认。正如危机中大本营财政部长邹鲁在拜访日本驻粤总领事天羽英二时曾透露的：“发动关余事件主要是为了刺探各国态度，无论是冻结海关或是攻占海关计划均未形成定案。”关余斗争，包含着对西方的强烈政治诉求，但是，事实说明，日、英、美等国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十分排斥。

　　11月16日，孙中山得知他的好友犬养毅成为日本山本权兵卫内阁的邮电大臣兼文部大臣，适值日人山田纯三郎返国，便写信委托山田转交犬养。在信中，孙中山批评日本以往唯欧美列强马首是瞻的政策，希望日本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取消，另树一帜，站在世界受压迫者的行列，内助孙中山以成中国革命，外逐列强以保东亚和平。同时要求日本承认苏俄，不要与列强一致。犬养对此并未作出回应，孙中山的要求再次落空。

　　对孙中山在关余危机中的行动，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断然否定其合理性。麻克类认为：“公平性原则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成立，那就是所有的税收盈余都归外国支配，同时在相关的省份对海关管理权以及这些收入不做任何干涉之举的情况下，外国必然会对这些收入做出公平合理的分配。而广东地方政府此时已经将盐余收入私入囊中，因此也就根本没有资格再要求公平地分享关余。”麻克类对大本营提出警告：“不管你们反抗中央政府是对还是错，出于自卫也是出于保护各国的利益，我必须向你郑重地强调，我们不会承认任何对海关管理权的干涉行为。我们无意于支持任何一方，但是如果孙博士真的铤而走险的话，那么后果自负，因为他的任何行动都将有可能刺激各国采取护关行动以保证海关的正常工作。”

　　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也是大本营拉拢交涉的对象。广州大本营曾于12月20日致函安格联，要求补还自1920年以来所有关余款项。12月31日，安格联却训令广州税务司：“自接到本训令以后，所有一切对外态度，宜力持严重。除北方政府正式命令有服从义务外，其它任何方面请求或干涉之公事，一概不得承受。”

　　对于美国，孙中山素来情有独钟。但关余危机爆发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向美国国务院建议，除了实施战争外，可采取任何措施防止中国海关的分裂。美国国务卿休斯则向总统柯立芝建议派美国海军联合舰队到中国，以阻止广东的威胁举动，得到柯立芝的同意。事实上，美国向广东派驻军舰的数量为列强之最。10月24日，美国公使舒尔曼与顾维钧会晤时表示：“美政府仍持往昔看法，以为使团对于关余之关系，仅如信托人代表中国已经列国承认之政府，暂行经理而已。否则条约上之根据，将完全消失。显然，美国是从整个条约体系和海关制度的完整性不容破坏的角度，来反对孙中山的行动的。

　　综上所述，孙中山想通过关余斗争来获得列强的外交支持，而列强却时刻注意与他和他的大本营保持距离，所有的做法都是围绕一个目的：不要给孙中山任何一个可资解读为“承认”的借口或信号。正如麻克类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里所说，“孙中山已经宣布，他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列强鼓励这样的想法，允许孙中山保留关税或获得一部分关余份额，不管这些钱在地方上被用在何处，此举就等于承认他代表了一个独立的政府”。孙中山曾经请途经香港的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居中调停，并提议召开有广东领事团和北京、广东两政府代表参加的会议。可是列强认为召开这种会议，“有事实上承认广东政府之虞”，况且各国公使，“以葡国在广东有澳门之关系，与各国情形，又有不同，故雅不欲由符使出任调停之责”，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北京公使团与孙中山所有交涉的公文，也都是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代为转达。美国公使舒尔曼的调停，也是借口“顺道而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避免把广州大本营作为外交实体，变相地予以支持或导致带有承认之嫌疑。

　　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府在关余危机中可谓四处碰壁，环顾四周，唯有苏俄和中共正翘首以待。他们的合作，即将为中国革命掀开新的一幕。

　　1923年12月22日，孙中山在广东基督教会学院演说时，严厉抨击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孙中山指出，在未来十年之内将会爆发一场世界大战，当今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的国家将会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十年之内，你们将会体会到中国的舰队驻泊在旧金山港是一种什么感觉。中国正在与苏联联盟，而且在不久后的、同你们这些所谓的‘上等’国家的决战中，也将会同德国、印度以及日本结盟。”12月31日，他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上演说时又表示：“我再也不指望西方列强了，我的立场转向俄国。”

　　四、苏俄、中共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

　　陈炯明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最为灰暗的时期之一。其时，达林留在广州，孙中山请陈友仁转告他：“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

　　如何加强党的作用，如何防止陈炯明叛党叛国之类的事情再次发生，如何像苏俄党那样集中在列宁旗帜下如臂使指，显然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动机。但说起来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国民党自建党以来，没有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外间颇不了解它，其自身更不知道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苏俄和中共因此而在国民党改组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换言之，苏俄引导和中共的加入，就是国民党改组的核心内容之一。

　　1922年6月中共第一份对时局宣言和随后的“二大”，主旨是与国民党合作。8月，孙中山力竭回到上海后，李大钊陪同马林会见了孙中山。此后，马林回俄，向共产国际建议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李大钊则经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这还是在李大钊亲承为第三国际党员的情形下。孙、李废寝忘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

　　但是，孙中山主张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不接受党外联合，而一些中共领导成员担心加入国民党，会失去独立性。马林多次与孙中山交涉过，非常了解孙的思路，他建议实行党内合作，获得共产国际批准。1922年8月29日到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与会，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方式。起初，执行委员会并不赞成马林，但经说服，最终同意，“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西湖会议后不久，陈独秀发表了《造国论》，直接揭橥“国民革命”大旗。他说，“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怎么造？“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Revolution）的时期已经成熟了。”他总结“造国”的程序说：

　　第一步组织国民军；

　　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

　　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

　　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早在1906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曾提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但孙中山自此以后多年未使用“国民革命”一词。从具体的内涵看，陈独秀所说的“国民革命”更接近1924—1927年那场革命的宗旨。该词随即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