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8)

　　廖仲恺案促使国民政府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进行重组。廖遇刺后，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财政监督许崇智带领其主力回到广州，参加了至关重要的汪、许、蒋三人小组，并被任命为拟议进行的第二次东征的总指挥。但他被广州方面认为“与右派分子彻底同流合污了”，而广州军事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对其不利的变化：粤军第一军梁鸿楷部因涉及廖仲恺案被解散；李济深部第四军“不承认他”；关键的，“蒋介石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威信和影响无可估计地增强了”。据蒋本人在黄埔的9月8日的演讲，其时“党校与党军，合计约一万三千人”。这支新式军队的战斗力令人敬畏。而许崇智“以万五千人而占九十万至一百万之饷，使各友军衣食无着”，汪精卫、李济深等深表不满。9月18日，军事委员会命蒋以广州卫戍司令“全权处置粤局”。当晚，黄埔第一师围住许崇智私人住所。19日，蒋介石以黄埔军和粤军第四师“解决反革命各军”，并致函许崇智，指责其把持财税，中饱私囊，遏止东征，破坏革命，且与廖仲恺案关系牵连，要求其“暂离粤境”。9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许崇智事，许虽挣扎，终被决定“准其赴沪养疴”。当晚，许崇智在陈铭枢“护送”下离粤。第一军随即解除粤军最精锐的第二师和第六旅的武装；粤军第四师的许崇智系军官被驱逐，包括师长许济，部队则作为第三师编入第一军。9月28日，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总指挥。廖案以许案作结，系蒋介石崛起于国民党的一重要节点。

　　这时敌军环伺广州国民政府：陈炯明旧部林虎、洪兆麟等卷土重来，席卷粤东，约有三万人；惠州杨坤如部二三千人，莫雄余部数百人；北江熊克武部万余人；广南八属邓本殷部数千人。国民政府乃发动第二次东征，何应钦为第一纵队长，李济深为第二纵队长，程潜为第三纵队长。9月28日，第一军分三批开拔，而第一军党代表阵容为：第一军党代表汪精卫；周恩来为第一师党代表，贺衷寒为其第一团党代表，金佛庄为第二团党代表，包惠僧为第三团党代表；徐坚为第二师第四团党代表，严凤（奉）仪为第五团党代表；蒋先云为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张际春为第八团党代表，王逸常为第九团党代表。共产党员在第一军政工系统中占据了显著位置。

　　出发之际，蒋介石得朱培德等之助，将曾与陈炯明有书信往来的熊克武、余际唐等人诱捕。熊是同盟会元老，曾为四川督军，国民党中央委员，刚刚率原计划参加北伐的建国联军历尽艰辛抵达粤北就食。

　　惠州为粤东名城，为东征第一目标。攻击各军均有苏联军事顾问：蒋介石的顾问为罗加乔夫，第四军顾问为萨赫诺夫斯基，三水部队顾问什涅伊杰尔，吴铁城部顾问捷斯连科，程潜部顾问康奇茨，另有切列潘诺夫、帕纽科夫、舍瓦尔金等。1925年10月9日，蒋介石发布攻击令。13日上午九点半，攻击各军完全占领阵地，野炮兵轰击惠州，飞机亦空投助战，14日下午攻入惠州。苏联顾问认为，“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惠州既下，东征军扑向华阳。10月25日至29日，第一军第三师“抗敌万余之众，酣战竟日，不为不勇”。与此同时，第三纵队在程潜指挥下，攻向河源，22日攻击得手，但24日又为敌军夺去，28日卫立煌等部再下河源。11月4日，第一纵队克服汕头、潮州后，继续向闽边、赣南方向追击。同时，蒋介石以程潜等部组成左翼追击队，11月13日，占领闽边永定。11月20日，蒋介石下令停止追击，三纵队各驻防潮汕、澄海、揭阳、大埔、梅县、惠州等各要点，总指挥部驻汕头。第二次东征中，政工干部宣传主义，极大地改善了军队形象，密切了军民关系，“一路人民观者如堵”，“可知民众对于革命已觉悟，非昔日之必也”；而战斗中，政工人员“争先恐后，参加敢死队”，“伤亡率最高”。体现了新式军队的特色和力量所在。

　　第二次东征，消灭、驱逐了陈炯明的残余势力，缴获步枪8000余支，机关枪50余挺，大炮15门。中共乐观地表示，这标志着“广东省以土地疆域而论，已经统一”。

　　广东政局刷新之际，广西局面也进入新阶段。1924年11月下旬，黄绍竑赴广州，经与胡汉民商议，以李宗仁为“广西绥靖处”督办，黄为会办。1925年7月，蒋介石提出统一两广，以广西为“第二根据地”，尤其是建设计划，要“视同一体”。1925年8月，国民政府令裁撤广西总司令、广西省长，命令李宗仁、黄绍竑以“广西全省绥靖处”名义处理广西军政、民政。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及讨伐邓本殷部过程中，广西派出俞作柏部参与。1925年11月，李宗仁派代表赴粤报告广西政治状况。

　　1926年2月，国民政府设立“两广统一委员会”。1926年3月，国民政府“筹议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委员会”议决各事项，决定广西省政府在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下，处理全省政务，其省政府之组织，按国民政府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行之，交涉员、高等审判厅等由国民政府直辖；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九两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组织军队改组委员会，李宗仁为主席，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及中央特派员组成之；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财政部指挥监督，收入统一由财政部征收，支出拟具预算由国民政府核准，财政官吏由国民政府委任等等。6月1日，黄绍竑任广西省主席。

　　自平定商团事件，到两广统一，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革命的形势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来临之前提出：“要求一个统一全国的革命的政府，这个国民政府，一定要在中国国民党指挥之下，能实行反帝国主义的职责。”以统一全国为目标的新北伐，提上了议事日程。

　　十、国共合作的裂痕与北伐启动

　　国民党人的“北伐”情结由来已久。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月4日，蒋介石在演讲中分析，“本党打倒军阀的目的必可达到”，“统一中国的，只有本党”。在“二大”所做的军事报告中，他表达了与孙中山类似的担忧：“香港差不多是一切省内外敌人之巢穴……是世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中心点，他们种种的势力，实在可制我们政府的死命。”他也分析了当时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的势力，认为“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本党的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向北发展，更易实现夺取整个中国的目标，是蒋介石的新考虑。他在与苏联顾问季山嘉讨论北方军事政治时，承认“实决心在北方得一根据地，其效亦必大于南方十倍”。在向北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苏俄的关系，蒋介石与汪精卫商议，“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即在国民革命中掌握领导权。

　　以北伐造成新的革命形势，得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1926年2月，蒋介石突然解决被认为接近汪精卫的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鲍罗廷未作反应。3月22日，苏俄参议（按：即后文的布勃诺夫）就刚刚发生的中山舰事变造访问蒋介石，询问是对人、还是对俄？蒋答以对人，俄参议即表“心安”，表示“今日可令季山嘉、罗茄觉夫（按：即罗加乔夫）各重要顾问离粤回国”。“中山舰事件”如何看待和应对？甫到广州几天的联共（布）中央书记、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A.C.布勃诺夫（按：化名伊万诺夫斯基，蒋介石日记中称为“伊万诺夫司堪”）在广州顾问团全体成员大会上做了长达6小时的讲话。他承认，“中山舰事件”是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准暴动”，但它起因于广东政府内部的一系列矛盾，而且因为苏联顾问的“大错误”而复杂化、尖锐化了，如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顾问和政委，构成了对国民党将领的“五条锁链”，还有要黄埔校长向俄国顾问报告，简直是“反革命行为”。决定撤销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拉兹贡（奥尔金）的职务。

　　布勃诺夫使团当然有策略上的考虑。“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是将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当然，季山嘉等人的工作也被认为有失误，他们忘记自己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另外，苏俄以“中山舰事件”合法化来推动北伐，跟吴佩孚、张作霖联手击败苏俄已经支持多年的冯玉祥这一背景有很大的关联度，中国北方革命形势的低落需要南方的振奋。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巨变：此前，廖仲恺遇刺，胡汉民放洋，而这一次汪精卫选择远遁，蒋介石嘲笑说，“无怪总理平生笑其为书生”。“三巨头”或陨或隐，蒋得以在国民党内地位迅速上升至最高层，遂有机会推行其北伐计划。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推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蒋对第一军官兵宣称，“我以为广东已经统一了，如果不能北伐，那不仅对不起总理，还对不起我们已死的同志。我们办这学校是为什么？不是统一广东就算的，乃是要北伐，就是要统一中国”。其时，北伐在国民党军中颇有共识，李济深、陈铭枢等“催出兵北伐甚急”。蒋与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张静江、李宗仁等频繁商议“定北伐计划”，“会议北伐计划”，“谈北伐援湘事”。

　　1926年5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蒋系人马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21日，国民党中央发布关于时局的宣言，决定“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

　　接下来公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军均归其统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须完全负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总司令部参谋长，以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任，或由总司令呈请国民政府任命；总司令部设置参事厅，以参谋长、总参议、高等顾问等组织之，“参赞戎机，襄助总司令”；总司令部设置于军事委员会内，“随时进出于前方”；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直属于总司令部；“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军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总司令出征时，设立治安委员会，代行总司令职权，该会受政治委员会之指挥，其议决案关于军事者，交由总司令部执行之”。总司令职权之大，整个国民政府系统无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