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2)

　　二、苏俄和中共引导孙中山转变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早已引起列宁的注意。1912年，列宁便曾称赞其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按照列宁的看法，中国上海等地的无产阶级成长起来后，将建立社会民主工党之类的组织，他们将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但“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1919年3月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所谓世界革命，按照列宁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指示，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一种战略。对于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与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列宁更把希望寄托于后者，“如果反对资本的欧美工人不和受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在斗争中充分地最紧密地团结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幻影”。况且，“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此，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得以通过，这成为指导中国等亚洲国家，甚至整个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920年10月，契切林致函孙中山，建议恢复双方的贸易关系；翌年8月，孙中山回应说，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来自苏俄的信，不必着急，等他取代了亲日的北京政府不迟。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来到上海，7月，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克尔斯基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12月23日，在张太雷的陪同下，马林来到桂林，谒见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在随后的三次谈话中，双方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华盛顿会议表明列强插手中国事务，中俄同为“受害者”。马林介绍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孙表示赞许，但不能接受马林所介绍的共产主义；马林认为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根本不现实；孙中山表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自己则继承了孔孟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道统；马林表示革命政府应加强与苏俄的合作，增强国家地位，孙中山表示暂时不能与俄结盟，否则英国会破坏其进兵计划，“一俟义师北伐，直捣幽燕，再谋合作，未为晚也”。孙中山在会谈中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和三民主义的自信，给马林留下了深刻影响。

　　1922年4月26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达林到广州谒见孙中山，至陈炯明叛变，双方多次会谈。达林宣扬了苏维埃的好处，鼓动孙中山与苏俄结盟；孙中山表示，苏维埃制度值得怀疑，提出给达林一个贫困山区作为试验田，“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至于结盟，一是英国会反对，二是广州政府内部有异议，希望在未来进行。孙中山还讨论了在苏俄支持下，在中国西北地区发动革命的可能。

　　　也就在达林试图说服孙中山的同时，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份《关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痛苦的源泉。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也乐于提供“金力”，一方面可以造成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方面可以把中国永远造成他们的市场。宣言分析说，“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照这个标准，“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当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大会因应苏俄与国民党人合作的态势，提出：中国人民的最大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在思想、理论和组织路线上，为拟议中的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在与孙中山逐步加强联系的同时，苏俄还与吴佩孚和陈炯明进行了接触。后因为“叛乱”，陈炯明第一个被苏俄否决。1923年1月13日，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说：“孙逸仙向陈炯明一发起进攻，陈炯明就无可依靠。有一种说法是他已逃跑，另一说法是他还在勉强支持。但是谁也不会怀疑，他的戏已经唱完。”

　　从直皖战争、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引起了苏俄越来越多的关注。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1922年8月到华后，立即将吴佩孚夸耀一番：“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但随着吴佩孚加入“反俄大合唱”，推行反对苏俄对外蒙古的政策；1923年初的“二七”罢工中镇压工人，枪杀共产党员，以及孙中山与他尖锐的矛盾，苏俄最终选择了孙中山。“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国民党提供援助。紧接着，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确认：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之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此背景下，经马林斡旋，越飞与孙中山于1923年1月26日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要点有四：一、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越飞表示“同感”；二、应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将以1920年9月27日宣言为基础，开始中俄交涉；三、中东铁路维持现状，其管理法“权时改组”，孙中山允与张作霖商洽；四、越飞表示苏俄无意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孙中山表示俄军不必立即撤退，以免“严重之局面”出现。

　　1923年8月16日，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启程赴苏联考察。

　　同年10月6日，苏俄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其官方身份仍为苏俄驻北京使团的成员），鲍罗廷同时受聘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10月18日中山亲书“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开始了他影响国民革命至深且巨的生涯。然而，不管苏俄政府对此次鲍罗廷来华如何地寄予厚望，在他来到广州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与广州大本营的合作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双方难以契合。实际上，正如丹尼尔·雅各布斯所说：“孙中山竭力劝说自己的信徒‘摆脱成见’，接受‘俄国的斗争方法’，但他自己却时常不把这些忠告放在心上，他对同俄国人联合感到很不舒服。孙中山希望真正的西方出于某种原因，以某种方式前来解救他，他无法完全放弃这种希望。”当孙中山还在举棋不定时，“关余”危机中英、美、日的反应给了孙中山沉重教训，形势最终迫使他在西方列强与苏俄之间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