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代表人物的思想辨析(11)

　　4月2日，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迁设于北京。

　　通过南北议和，袁世凯获得了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力。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史实）的评价，我国现在的传统主流历史学派一般都是这样认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致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了。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得到改变。

　　本人认为，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这种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评价历史事件（史实）的思维方式应当坚决、彻底地摒弃。正确地评价历史事件（史实）的学术态度应该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背景，对历史事件（史实）予以客观的、理性的公正评价。

　　因此，我们在对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时，可以得出如下评价。

　　评价一：辛亥革命成功地终结了清王朝268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那种认为由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所以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背景下，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根本就不具备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评价某一历史事件是否成功的标准，应当看它是否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毫无疑问，辛亥革命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原由。

　　评价二：袁世凯获得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力是当时中国各利益集团博弈之后产生的结果。

　　那种认为“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成果就是“终结了清王朝268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这个成果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参与，历史可能会写成另外一种结局。其实，袁世凯在结束满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想法上与革命党人是不谋而合的，他只不过利用了革命党人的起义从中渔利而已。另外，我们知道利益集团的博弈是靠实力说话的。袁世凯在当时不仅得到了国内汉族官僚士绅集团的支持，还有世界列强（英、法、俄、日等国）的撑腰；而革命党人方面不但得不到世界列强的认可，且自身内部还有许多分歧（像上海方面革命党人与武昌方面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袁世凯在南北议和的博弈中胜出，是历史的必然。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也并不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由于在博弈中实力不济的缘故。

　　评价三：袁世凯获得政权，对维护当时中国国家领土的完整统一在客观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对稳定当时的中国政局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南北议和时，北方以袁世凯集团为主要支撑的清王朝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南方的革命党人用武力很难在短期内统一中国。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满、蒙、回、藏等各族对于革命都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假如南北战事延绵，长年不决，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将难以避免。

　　当时，国家和民族分裂的危险是十分紧迫的。1905年，日本和俄国本来是为了侵占我国东北发生过大规模战争的死敌，然而经日、俄在1907年和1910年密约划分势力范围后，双方竟然变成为以瓜分中国领土为目的密切合作伙伴。武昌起义爆发后的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中国满蒙的谈话纪要中就有：“根据一九O七年及一九一O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O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1912年1月1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致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欲时机既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可见日、俄两国趁火打劫的决心是很大的，中国国内如果动荡时间越长，它们实现阴谋的机会也就越大。

　　辛亥革命时期在内蒙古的变乱地区，大量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不久冲突爆发，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如果不是全国政局很快稳定下来，灾难无疑还会蔓延更深更广。

　　不仅仅是满、蒙等少数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汉人，由于受共和思想影响很少，对革命极不理解，一时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最具危险性的就是当时握有奉天军权的张作霖。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称：“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绝不听从其指挥……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归。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1月31日张作霖再次传言落合：“袁世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传言落合，称：“昨日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其实，张作霖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对比起来，当时的革命党人更令他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