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5)

　　“花园山机关”解散后，多数同志“自信革命运动终有成功的一天”，[63]并没有因机关的解散而停止革命活动。从51名成员的去向来看，除9人因资料不足尚不明去向外，剩下的42人中，仅有2人投敌，而一直从事革命活动的有33人。在这33人当中，先后有10人参与发起或加入“科学补习所”；有8人参加了“日知会”；有9人加入或参与发起“华兴会”；25人是同盟会会员。[64]这些成员在机关解散后，或留在湖北，或奔赴各地，象种子一样撒向四面八方。吕大森、时功璧、张荣楣等人在湖北，吴禄贞、蓝天蔚、匡一等人在东北、华北，胡秉柯、朱和中、贺之才等人在欧洲，李书城、耿觐文、时功玖等人在日本，金华祝等人在湖南，冯特民在新疆，均继续努力从事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65]“武昌花园山机关”的历史功绩也正在于此。它在建立革命组织、运动新军、进行革命宣传上所作的幵拓性工作，对后来湖北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昌首义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是湖北革命党人有一条比较正确的运动新军的革命策略。新军土兵“一发即举大事，而清祚以终”，[66]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而最先提出这条革命策略的，就是“花园山机关”。“花园山机关”不仅创造性地制定了这条策略，而且还把它付诸实施，从而扭转了以往革命党人只注意会党、华侨力量而忽视做新军工作的局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湖北革命党人闯出了一条新路。张难先在谈及“花园山机关”的这一贡献时曾强调指出：“湖北革命之基，实于此植之也”。[67]

　　“武昌花园山机关”所提出的从新军入手的革命策略，在当时来说，比其他革命团体髙出一筹。“兴中会”自成立以来，依靠华侨的支持，利用会党的力量，发动了多次起义，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05年舂，孙中山在比利时听取贺之才、朱和中等人关于“花园山机关”活动的汇报时，仍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68]经过几天激烈辩论，孙中山才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把注意力移向了知识分子和新军。黄兴在1904年组织“华兴会”后，也曾经把主要力量放在联络会党上，希望依靠会党的力量一举在湘省发难。而湖北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到“文学社”、“共进会”，却一直遵循“花园山机关”制定的革命策略，长期在新军中扎扎实实地做士兵工作，“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69]到辛亥首义前，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团体和同情革命的士兵已达半数以上，革命力量之雄厚，为各省所不及，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花园山机关”实际上是湖北革命组织的源头。“花园山机关”解散后，留在武昌的一部分成员将聚会地点移到多宝寺街时象晋家，继续坚持活动。他们与军队同志一道，开始筹备成立“科学补习所”。吴禄贞在离开武昌前，也参与了这项活动，并“捐银数十两作该所的经费”。[70]“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初，所址就设在“花园山机关”成员时象晋家，原机关成员吕大森、曹亚伯、时功璧、冯特民、徐祝平、蓝天嶎、周维祯、张荣楣等，以及由“花园山机关”成员介绍入新军的刘静庵、胡瑛、张难先等人均为“科学补习所”的发起人和骨干。由此可知，“科学补习所”实际上是在“花园山机关”的影响下，在“花园山机关”成员直接帮助和筹备下组成的，它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行动策略上都与“花园山机关”有着十分密切的承接关系。正因为如此，胡祖舜在《六十谈往》一书中特别指出：“继此（指“花园山机关”）而兴者，则为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被破坏之后，原“花园山机关”成员蓝天蔚、冯特民、曹亚伯、金华祝、余德元、时功璧、徐祝平等人又参加了“日知会”等革命团体的活动，并在这些组织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花园山机关”目光远大，埋头苦干的品质，发展组织慎重稳健的作风，也对后期革命团体产生了 一定的影晌。在宣传方面，“武昌花园山机关”自成立起就把向湖北军、学界宣传革命思想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如此，它还在宣传方式上很有独创之处，如将秘密输入书报和自办印刷所大量翻印结合起来；将放映幻灯与口头宣传结合起来。这种有组织的、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在湖北历史上是第一次。它不仅起到唤醒湖北一代青年的作用，而且宣传形式上的多样化也为湖北以后的革命团体所继承和发展。湖北革命党人在以后的宣传活动中，采取讲故事、举行星期讲演会、办阅报室、办图书社，以及编制歌曲、吟诗联句、做游戏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宣传形式上的多样化是湖北各革命团体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样就使得反清革命的道理“几乎家喻户晓”，[71]为武昌首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花园山机关”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其积极意义不限于湖北一隅，它还是国内较早建立的革命团体之一。在“花园山机关”成立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一些爱国和革命的小团体，但这些团体多分布于海外和国内沿海城市。“花园山机关”虽然规模和活动范围有限，但它毕竟是诞生在长江流域中部的湖北地区，这标志着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已开始由国外和国内沿海地区转向内地；并在内地，尤其是两湖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花园山机关”部分成员对“欧洲同盟会”以及中国同盟会成立的贡献。留欧的“花园山机关”同志胡秉柯、朱和中、史青、贺之才、魏宸组等人,“认为兴中会的领导太不紧严，有重新改组的必要”，便主动邀请并资助孙中山来比利时“商量改组的事”。[72]他们在同孙中山讨论革命进行方略等问题后，率先宣誓加人“欧洲同盟会”（当吋尚无此名称），并为孙中山在德、法等国建立同样的革命组织全力奔走。因此之故，朱和中在《欧洲同盟会纪实》一文中说：“欧洲同盟会起源于武昌花园山老同志”。“欧洲同盟会”成立不久，胡秉柯、贺之才等人便分别写信给在日本的原“花园山机关”成员李书城、耿觐文等人，要他们为孙中山嗣后到东京组织革命团体预为“筹备欢迎”。与孙、黄早有深交的李书城等便与黄兴等人为迎接孙中山共组革命团体“预为筹划”。[73]这些留欧、留日的原“花园山机关”成员的积极行动促进了中国同盟会的诞生。

　　“武昌花园山机关”从成立到解散虽然仅存在了一年时间，但是它却在二十世纪之初的湖北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雄壮、生动的活剧，为湖北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奠定了初步基础，也对全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播下的种子，在辛亥革命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武昌花园山机关”不愧为湖北民族、民主革命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