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3)

　　在“花园山机关”的两部分成员中，留日成员由于较早地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排满革命的思想，较系统地接触过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并在国外受到一定程度的从事革命活动的锻炼，所以他们较之国内成员水平要高一些，他们在机关内部起着领导或中坚的作用。

　　“花园山机关”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由湖北先进青年经过几年的思想准备，尤其是通过庚子自立军起事和拒俄运动的锻炼，在思想逐渐成熟，观点趋向统一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它的诞生不仅是对湖北早期革命运动的一个总结，而且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它标志着湖北民族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有组织地进行实际活动的阶段。

三

　　“花园山机关”成立后，立即形成了机关领导核心，制订了行动方略，开展了各项活动。当时的“湖北唯一革命领袖”吴禄贞是“花园山机关”的实际领导人。在机关内部，除吴禄贞负责全面领导外，其他工作也有一些具体的分工，如李步青、耿觐文、万声扬常住机关，负责日常事务与对外联络；[29]李书城负责秘密联络军队；孔庚主管革命书报的发行；[30]李步青、朱和中、张荣楣曾先后负责筹集机关的经费。这些人在机关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职务，但他们实际上是“花园山机关”的核心人物。机关经费的来源主要是由朱和中等人向学生募捐；朱和中在去德国留学前，把自己每月可领二十两安家银子的银折交给张荣楣，由张领收作为机关经费。[31]

　　“花园山机关”成员经常在一起聚谈，共同分析国内外、省内外形势，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庚子自立军起事的教训，认真“商讨革命进行事宜”。[32] 他们认为：利用会党搞暴动，“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挠”；而搞暗杀纯属“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同时也不能指望清军个别军官发动起义，因为，“掣肘多则不易举。”[33]因此，他们提出：要想取得反清革命的胜利，必须运动新军。其办法是“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兵士对满清之恶感情绪”，“更换新军之脑筋”，以便造成革命势力，最后“由营中起义”。[34]同时，应该把会党作为可以利用的一股力量而加以联络。此外，机关成员还商讨了如何向湖北军学界进行革命宣传以及联络各地革命党人等问题。他们根据湖北地区的特点，经过认真讨论，逐步统一了思想，最后形成了三点革命主张：（1）必须把“开通士子知识” 作为机关首要工作；（2）“应将革命之同志介绍入军界”；（3）与“各地之同志联络”，“寻孙逸仙，期与一致”。[35]此后，“花园山机关”便把上述三点主张变为该机关的行动方针和策略，并以此为依据展开了革命活动。

　　 1、大力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花园山机关”把输入和散发革命书报视为向湖北知识界宣传革命思想的“唯一之要着”。[36]1903-1904年间，各地革命书报的出版发行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为了能使这些革命书刊及早地输入湖北，“花园山机关”采取种种办法，并派孔庚专门负责。机关除了通过“专售东京学界译著出版物”的上海昌明公司将革命书刊源源寄往湖北外，有时为了抢时间，还排专人前去购买。如1903年5月，邹容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后，“花园山机关”立即派贺之才专程赴沪，“密携《革命军》数百册回鄂”。[37]同年夏末，王璟芳回鄂，亦从日本带回大批《湖北学生界》。然而，通过上述办法输入湖北的这些书刊仍远不敷发售，于是，朱和中、吕大森等人用募捐来的钱办了一个“乐群印刷社”，专取书报中“激烈者”，如《猛回头》、《革命军》、《黄帝魂》等小册子大量翻印，暗中“散布于军学各界”，[38]并在书的封面上印上《原富》、《群学肆言》等书名，以迷惑当局。

　　除了大量翻印、输入革命书刊，“花园山机关”还借用幻灯来进行宣传。几位留日归国的成员，用他们在日本编写四册《师范讲义》所获的部分稿酬，购买了一部幻灯机和若干套幻灯片。幻灯片的内容有不少“涉及世界民族运动与被压迫情事”。幻灯机片由时功壁负责保管，耿觐文担任解说。他们“借阅马厂演武厅，布设戏场”。[39]同时还在“武汉各处放演”，“观者甚众”。每片开演前，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人，“必加说明”，“讲演国内外形势，宣传世界各民族反抗压迫、进行革命的情形，”并“藉电影（指幻灯）为题，指陈革命之必要。”这种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对于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收效不少”。[40]

　　在“花园山机关”成立之前，输入湖北的革命书刊极为有限，反清革命的思想还不为广大知识界所认识。经过“花园山机关”成员及其他革命志士的宣传之后，从1903年5月到1904年春，不到一年的功夫，各种革命书报已在武汉广为流传，以至“吾鄂各学堂，对于《湖北学生界》及革命刊物，人人秘手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为汉族争自由复国权矣。”[41]不少爱国青年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年仅17岁的青年朱峙山，在1903年12月9日的日记上写道：他去武昌东门一位朋友家玩，“借回新书十余种，皆革命杂志也”；阅后“终夜未寝，则知反清革命为吾辈天职。”[42] 在这期间，像朱峙山这样的青年何止一人，像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家的刘静庵、宋教仁、田桐、季雨霖等人同样是在这一时期直接、间接地受到“花园山机关”宣传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花园山机关”的革命宣传，唤醒了湖北众多的爱国青年，使他们“对革命排满的理论深信不疑”，[43]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许多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培养青年，发展组织。“花园山机关”十分注意“交结有志青年，灌输以革命思想”；并通过各种途径“分途接洽运动”，向他们晓以革命的道理，吸引青年参加革命活动。“盖是时爱国青年，多集花园山李步青寓，畅谈革命。”[44] 同时“花园山机关”又十分注意对这些青年进行审查，在机关开会时，“各人报告所约新同志若干，其人品行如何，能否担负革命某种任务”；然后由李步青、耿觐文、万声扬初步商定后，向吴禄贞汇报，由吴作出最后决定。[45]由于“花园山机关”坚持“组织要严密”的原则，从而保证了机关正常、健康的发展。经过“花园山机关”成员一段时间的努力，“陆续加入花园山组织的人，非常踊跃。”[46]

　　3、实施到新军中进行活动的革命策略。“花园山机关”所提出的到新军中进行活动的思想源于吴禄贞。庚子自立军起事后，吴禄贞深刻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应“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不与文武官吏为缘”。[47]它的这一思想经过“花园山机关”成员的充实提高，最后形成了一套运动新军的策略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