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4)

　　“花园山机关”向新军输送同志的方法是：先由机关成员向爱国青年进行宣传，然后将色好的青年推荐给吴禄贞，再由吴禄贞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把他们安插到军队中。此时，吴已取得地方当局的信任，故由他写条子介绍入伍的人，军官们不敢不收。这就为有志青年加入新军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批优秀青年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加入新军的。如在湖北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刘静庵，就是在此时由李书城从原籍潜江带到武昌，再由吴禄贞“荐他到黎元洪马队当司书”的。[48]在这一时期由李书城、朱和中、张荣楣、李步青等人推荐，然后由吴禄贞介绍入新军的青年还有熊子贞（十力）、张难先、胡瑛等人。[49]1903年夏，湖北各地来报考学堂的青年云集于武昌。“花园山机关”抓住这一时机，让机关成员分头向报考学堂的同乡进行活动，劝说他们弃学从军。经过一番活动之后，“竟有不考学堂而投营者，或虽考取竟舍之而入营者。至于未经考取者之入营，如水之就下，数月之间，护军恺字各营，有我辈同志，不下三、四十人。”[50]

　　这些青年入新军后，“花园山机关”及时加强了对他们的领导。他们“每星期前来报告运动经过，及其发展之状况”。吴禄贞等人不断指导和“帮助”他们“在新军中运动革命”。这些青年与早先入伍的朱元成、范腾霄及“花园山机关”成员曹进等人结合在一起，在士兵中秘密散发各种革命小册子，“大受兵士之欢迎”。经这批革命志士的积极活动，到1904年春，在军队中散发的各种革命书报“殆过三万份”。像《猛回头》、《革命军》这样的小册子，在“兵士中间，有能背诵者。”[51]端方督鄂时，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营中同志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当时花园山决议，营中同志，应力求暗敛，不稍着形迹，语言尤应谨慎。”[52]由于“花园山机关”指示及时，从而避免了军队中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

　　不久，军队中的一些同志得到黄公征的捐助，在水陆街秘密设立了一个叫做“武库”的会所。该会所形式上类似阅报室，室内摆有各种革命书报和其他书籍。刘静庵、范腾霄、李亚东等人常在这里秘密集会，“花园山机关”成员冯特民也经常与会。这个以军队同志为主体的小组织，到“科学补习所”成立后随即解散。在“花园山机关”有意识的活动下，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从此由学界“寖及于军界矣”。[53]并在军界造成了第一股革命的力量。

　　4、积极眹络各地同志。“花园山机关”成员十分清楚：革命非一日可以成功，只有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全国重要地方”“准备完善”，“同时暴动，使清兵首尾不相顾”，革命才可成功。同时，他们还认识到：“如此伟大革命”,我辈不能“群龙无首”。因此,他们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刻刻统筹全局，期与孙逸仙接洽”，并积极联络“各省志士取一致行动。”[54]

 　　《湖北学生界》社的大部分社员回国参加革命活动之后，留在日本的刘成禺、但焘等人将《湖北学生界》改名为《汉声》继续出版。刘成禺是与“花园山机关”“通声气者”。他原是两湖书院的学生，庚子自立军起事失败后逃往香港，在那里由陈少白介绍入兴中会，不久，受孙中山之命到日本与冯自由共同负责留日学生的工作。[55]因他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花园山机关”同志便利用这一关系与在日本的革命志士保持联系，及时了解革命志士在海外活动的情况，并渴望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指导。

　　由《湖北学生界》社社员集资筹办设在上海的昌明公司，除了向国内输送革命书报外，还担负着“接待湖北出洋学生，……传递海内外消息”的任务。总经理万声扬，经常往返于上海、武昌之间，利用工作便利与各地同志相联络。当时外省远来的志士，“至武昌者,莫不赴花园山接洽。”[56] 1903年6月，黄兴由日本回国由沪返湘，路经武昌，曾居孙森茂花园李廉方寓，此处“已成为秘密的革命机关部”，黄“日久宣传革命”。黄兴回到湖南后，仍与“花园山机关”保持联系，并于是年冬邀请吴禄贞、李书城、耿觐文赴湘参加筹备华兴会及在湘起义。“两湖革命之互通声气，即始于此。”[57]此外，“花园山机关”还派张荣楣、周维桢赴四川活动，后因无结果而归。[58]

　　由于“花园山机关”时时注意与各地革命同志相联系、相配合,一时间，与“花园山机关”有联系的团体和个人“近则沪杭，远则日京,一律互通声气。”总之，经过“花园山机关”成员的共同努力，湖北“排满风潮，异常浓厚，潜势力一天比一天浩大。”[59]

　　从“花园山机关”从事运动新军等项革命工作的全过程来看， 其活动是有组织、有目标、有领导、有策略地迸行的，已经超出了一个聚谈场所的范围，展示出它已具备了一个革命团体的特征。当然，“花园山机关”也存在着自身的弱点。比如，它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没有完备的组织手续，没有明确的分工，而且有的成员的政治倾向还比较模糊。不过，这些缺陷并不妨碍我们承认它是一个初具雏形的革命团体。它的一些弱点，其他早期民主革命团体也具有，并且一些问题在以后较成熟的一些革命团体中，也依然存在。

四

　　“武昌花园山机关”的活动在湖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吏不久便知道“花园山实有秘密机关”。[60]他们急欲掐灭这一革命火种，但碍于教堂的关系，不敢公然拘捕机关人员。“后来侦知参加的人，大半为军、学两界的人”，老谋深算的张之洞、端方考虑到将这批人治罪，不仅会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而且还会招致清廷的责难，于是便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把“花园山机关”成员派往东西洋留学，以“借此釜底抽薪，不让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留在国内。”于是，贺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组等人于1903年底被派往比利时留学；朱和中、周泽春等人被派往德国留学；[61]时功玖、吴炳枞、匡一、张轸等人相继被派往日本留学。紧接着，又一批“花园山机关”成员被迫离开了武昌：万声扬去上海继续主持昌明公司事务；李步青赴天津教学；曹亚伯、金华祝去湖南教学；吕大森因病回老家休养。留在武昌的“花园山机关”成员所剩不多。

　　1904年2月，吴禄贞接到清政府调他入京任练兵处骑兵监督的电报，遂与留下来的成员商讨对策。周围同志鼓励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他利用清政府调他进京的机会，投身其中，待机而动。这时，留下来的成员已意识到：“花园山机关”已引起当局注意，不易维持下去，况且营校中的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于是他们决定：“将花园山机关撒销，以免惹人注意。”吴禄贞“极力劝戒”留下来的成员，继续“埋头苦干，不可浮躁，必须和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动”；[62]并鼓励和帮助李书城、耿觐文、孔庚等人赴日学习军事，以便将来掌握革命武装。1904年5月，在吴禄贞和“花园山机关”的大部分骨干离开武昌后，“花园山机关”便随之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