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2)

　　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得出结论：“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纳异党”，^[12]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1902年初，在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会上，吴禄贞登台演说，“喻该会馆为美国费城之独立厅”。[13] 是年春，吴禄贞毕业归国，任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教习、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护军全军总教习等职，暗中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威望极高。在“花园山机关”成立之前，吴禄贞在思想、政治等方面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花园山机关”的其他成员也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从爱国转向革命的过程。机关成员的来源，大致可分为留日与国内两个部分：

　　湖北学生留日最早，人数也较多，吴禄贞、刘伯刚等人是湖北第一批留日学生，他们与1898年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次年，蓝天蔚、屈德泽等人来到日本，分别入陆军士官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等学校学习。他们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其中有些人还加入了兴中会。1902年，湖北留日学生激增。万声扬、李步青、李书城等人即在此时赴日留学，他们当中除一人入日本同文书院外，其余都是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的学生。

　　这批青年在国内目睹了庚子、辛丑（1900-1901）年间的一系列事件，到日本后“观海外之文化，念故国之沦胥”，[14]救亡图存的思想更为明确。他们在留日老同学刘成禺等人的主动帮助和指导下，阅读了《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籍。同时他们还阅读了大量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和政治学说的书籍，进一步激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李书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我们觉得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认为孙中山先生主张排满革命是对的。”[15]1902年秋，经鄂籍老同学、兴中会会员刘成禺介绍，李书城、程明超等人在东京竹枝园与孙中山会见，亲聆孙中山先生排满革命的主张。[16]

　　思想的提高促进了湖北留日先进青年的结合。就在李书城等人与孙中山先生见面后不久，湖北留日学生中的先进青年便在东京组织了湖北学生界社，于1903年1月创办《湖北学生界》。该杂志创刊之时，革命的目标还不十分明确，但从第二期起，编著者便将矛头愈来愈明确的指向了帝国主义和卖国的清政府。他们指出：帝国主义“不顾天理，不依公法，而唯以强权竞争为独一无二之目的”；号召楚乡人民“同心协力，矢沉舟破釜之忱”，“决心以争自存”。[17]并以《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黄梨洲》、《中国民族论》等文章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他们揭露清政府“治内专务压制，对外只知唯诺，任列强弄之股掌之上”，“甘心为外人之傀儡而不辞”。[18]宣告要与清政府“喋血苦战”，“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声。”[19]这些犀利的言辞，在当时曾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湖北学生界》被誉为“留日各省志士创办革命杂志之先河。”[20]《湖北学生界》社的成立，标志着具有革命思想的鄂籍留日学生开始结合起来从事革命活动。该社社员除刘成禺、尹援一、但焘等人外，其他社员以后几乎都成为“武昌花园山机关”的成员。

　　湖北留日革命青年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十分重视在国内开展革命活动。为了使《湖北学生界》杂志输入国内，《湖北学生界》社社员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以销售革命书报为主的昌明公司，由万声扬担任总经理。昌明公司成立后，迅速在国内打开了局面，在内地设立了32个发行所。《湖北学生界》杂志一版再版，有的一期印数超过七千份。它深受湖北及各地爱国志士的欢迎。

　　在《湖北学生界》社社员除了编辑出版《湖北学生界》杂志，宣传革命思想，他们还在社内与黄兴等“密结排满盟约”，“每月集会一次”，[21]商讨回国进行革命的方法。是时，大部分社员已意识到在湖北建立革命组织的重要性，认为要达到反清革命的目的，“不可不结一永久之团体，严其组织，百折不回。”[22] 因此，在1903年5月下旬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5期上，便出现了“大湖南北同盟会”这样醒目的署名。反清革命思想的确立和建立革命团体思想的萌发，为这些留日青年回国参加“花园山机关”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花园山机关”的国内成员大部分是武昌各学堂的学生。湖北教育的改革和新学的兴起，使这些学生接触到了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步书报的传播，使他们的思想更趋活跃。1900年8月“庚子汉口之大流血”，曾给予湖北学界以很大震动。他们从庚子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耻辱中，从自立军烈士的鲜血中，看到了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真面目，“始渐知清廷之无能”。[23]秀才孔庚“遂放弃乡试，考入湖北经心书院”。[24] 当时由秀才考入学堂的还有胡秉柯、魏宸组、吴炳枞、吕大森、朱和中等人。更为可贵的是，这批青年在自立军起事之后，已“开始研究”“革命之说”，[25] 寻找救国的真理。

　　1901年春，吴禄贞、刘伯刚等人毕业回国，执教于武昌，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当时各军队各学校受其感应者，翕然从风”；“学生志士，争愿一亲丰采，而领取其新知识。”[26] 不久，沈翔云的《复张之洞书》，张继煦、李熙、李书城三人分别撰印的“致同学书”寄至国内，这些文章“语多激昂”，使“鄂学界大为振奋。”[27] 留日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寄来的《湖北学生界》，在湖北学生中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新思潮的不断冲击下，湖北各学堂学生不再为张之洞的忠君之意所囿，改革与革命的思想日趋明确。

　　1903春，“拒俄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加速了湖北留日学生与湖北学堂学生思想的转变，并且促成了这两部分人在国内的汇合。“拒俄运动”爆发后，《湖北学生界》社的大部分社员都积极投入。他们与各省留日学生一道发起和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当他们听说国内的湖北学生也行动起来之后，便纷纷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斗争。

　　5月13日，湖北学堂学生接到京师大学堂所来要求一致拒俄的函电后，“均停课会议”。随后，吕大森、朱和中、孔庚、曹亚伯、时功玖等数百名学生在武昌曾公祠集会，吕、朱等人发表激烈演说，痛斥沙俄的侵略野心和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他们的爱国举动遭到清政府的阻禁，武昌知府梁鼎芬斥责他们是“无理取闹”，“就使以东三省送给俄国人，以广西送给法人，尔等亦不必干预。”学生们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于是，学堂学生以“联络感情，互换消息”为名，开始与留日归国的革命青年“密相结合”，[28]并在吴禄贞倡导下，成立了湖北地区第一个初级形态的民主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