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7)

静下心来看档案，踏踏实实做学问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志华

　　《历史研究》创办50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说到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也谈不出多么高深的见解。说句实在的话，我之所以在12年前生意正红火的时候放弃经商，重返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人兴趣所至。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碑文、书简、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当然，这幅图像越接近于它本来的面目，就表明拼图者的功力越深厚，他也越有理由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我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我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我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我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就我研究的领域（苏联史、冷战史）而言，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学者编纂的专题档案文献集不断涌现，这些专集不仅公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这样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涉及外交、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和部门的档案，乃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如苏共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苏联政府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处理等，都有专门的文献集。此外，围绕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现在各有关国家（中国除外）的档案都已经全面开放。以1956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找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但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首先搞清楚苏联历史发展本身的过程和一些重大事件，而历史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蕴藏在历史过程中。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笑和担忧了。

　　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学者关注的热点明显随着各国档案文献的披露而转移。譬如关于马歇尔计划、共产党情报局、柏林危机、东柏林暴动、核武器问题、朝鲜战争、波匈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等专题的研究，之所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就是因为相关的历史档案比较全面和完整地对学者开放了。相反，由于某些档案尚未解密，其研究工作也只能暂时搁置，如朝鲜战争期间的细菌战问题。自然，没有档案文献就无法从事历史研究，但档案文献本身毕竟还不是历史。如果对这些零散、杂乱，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文件没有进行耐心细致的梳理、分析和鉴别，没有进行缜密的研究，那么它们充其量还是一堆落满尘埃的故纸。其实，进行这项工作正是历史研究者的职责所在，至于如何使用档案文献，我这几年有一点儿体会。

　　档案馆里保存的文件本身一般说来都是当时存在的真实文字（有意造假者极为例外），但这些文件所反映的内容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而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多样的。比如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有两封，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文件说中国同意立即出兵，而俄国档案馆保存的文件说中国暂时还不能出兵。如果不是经过核查证明中国保存的文件是毛泽东亲笔起草但没有发出的电报，就很难解释这个矛盾的现象并理解其背后隐藏的中共领导人在出兵问题上的分歧意见。这就是说，除了理解文件的内容，研究者还必须弄清楚文件产生的背景和过程，进而对历史的真实做出判断。

　　档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会议记录（又分为速记记录和工作记录）、电报、信函、报告、决议草案、条约文本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文件都是同等重要的，不过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有时需要按不同层次区别对待之。目前中国的许多论著都认为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最初是中方起草的，经苏方同意后形成了最后文本，其根据是1月25日毛泽东和2月8日周恩来给刘少奇的电报。显然，在这里只有当事人的说法（尽管也是档案）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必须找到中方起草的条约文本。而在俄国档案中，不仅有苏方1月6日至22日7次起草和修改的文本，23日苏方交给中方的文本，以及24日中方修改后又退还苏方的文本，还有关于31日周恩来与米高扬商议条约文本的情况报告，所有这些文件都证明条约最初是苏方起草的，而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两相比较，自然是俄国档案对于所要回答的问题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除非中国档案能够提供中方最初起草的条约文本，否则这个问题就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需要的只是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什么会坚持电报中的说法。

　　即使是同一层次的档案文件，研究者也须格外小心，特别是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必须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对于1958年8月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苏两党争吵时双方有不同的说法。1959年10月2日中苏领导人会谈时，根据俄国档案（中国档案尚未开放）记载，毛泽东坚持说事先已经向苏联军方进行了通报。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次会谈的情况，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参加了会谈，并在回忆录中转述了毛泽东的说法，以至后来不少学者认为情况就是如此。其实也有回忆录（吴冷西）引用了毛泽东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完全不同的说法———炮击金门的情况没有对苏联人说一个字，只是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直到不久前又有权威论著披露了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内容，其说法与郑州会议讲话如出一辙，人们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做出最后的确定结论还需要下一番工夫，即查阅炮击金门前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期间（7月31日至8月3日）与毛泽东的所有谈话记录。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尚且需要搜寻不同时间和各个方面的文献加以求证，更何况那些复杂的历史事件了。

　　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会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例如1956年10月刘少奇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情况，俄国档案中的记录非常简单，24日会议记录只有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在形式上有时有匆忙做出决议的情况”，“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等。26日会议记录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哥穆尔卡太过分了”。只有对照了（刘少奇参加会谈时的翻译）师哲的回忆以及其他论著中引用的刘少奇回国后汇报的情况，才能全面了解刘少奇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中对苏联进行批评的内容，以及中国党当时对波兰的态度———刘少奇与赫鲁晓夫同样对哥穆尔卡解除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长的职务感到担忧。

　　总之，收集和寻找档案资料固然困难，解读和利用这些历史文件更加不易，都是需要下苦工夫的。所以，静下心来看档案，踏踏实实做学问，多写几篇令自己和读者都满意的论文，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学者对《历史研究》创办50周年最好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