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15)

历史学四题

清华大学历史系　葛兆光

　　最近的学界好像风波不定，究竟是真的要“大转型”，还是只是“风过耳”，还要看以后的变化，现在下判断还太早。但是，几次讨论新历史理论的会议相继召开，几个新的历史研究集刊出版，不少其他领域的学者介入史学研究，连历史学者也有些异样的议论，也许，就是所谓“础润而雨，月晕而风”的征兆罢？有这种征兆，恐怕并不是坏事，倒可能促成“历史学的自觉”。最近，我到上海参加了一次关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会议，看了一些论文，听了一些发言，有几点感想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一）在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历史学如何自处自从1999年以后，学界有了关于《怀柔远人》、关于《白银资本》的争论以后，中国的历史学领域开始出现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思路、方法和实践，一系列后现代的历史书翻译过来，一系列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历史著作也开始出版。2001年，在香山召开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会议，特意请了很多非历史学家参加，而且在会上批评历史学界的故步自封，也有这种“更化”的意思在内，所以主题虽然是纪念《新史学》发表百年，但是意思好像是说，在梁任公的《新史学》的百年以后，要“新新史学”，这当然是受了当代西方学术的刺激和影响。这次在上海开会，由于邀请著名的后现代历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出席，所以，这一话题也就成了中心之一，后现代和现代历史学的立场差异或者说争论焦点，大体上有以下三个：历史等同于散文或小说吗，历史叙述的可能是事实还是只能是虚构？历史叙述的多元与一元，历史叙述还会有主流吗？历史是否遮蔽了什么，如何看待“非常规历史”？坦率地说，我并不全同意后现代历史学，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也好，学术也好，文化也好，并不存在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直线的、干干净净的“现代”，也无所谓有一个针对笼罩性的“现代”进行批判和挑战的“后现代”，完全照搬西方的“后现代史学”来批判“现代史学”有一点像“郢书燕说”，把中国放在和西方一样的历史脉络中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郢书燕说”真的像古代那个故事一样，能够刺激历史学的变化，那么，我们怎样去接受和理解他们的一些洞见？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站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二）“中国”可以成为历史叙述的空间吗关于“中国”这一历史叙述的基本空间，过去，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有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文明—共同体”，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很多人并不像中国学者那样，出于自然而简单的感情和理由，把“中国”当作天经地义的历史论述同一性空间（应当承认，这种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历史中国空间来研究历史的习惯，当然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很多中外学者在进行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描述时，就曾经试图采取“民族”（如匈奴和汉帝国、蒙古和汉族、辽夏金和宋帝国）的观察立场、“东亚”（朝鲜、日本与中国和越南）的观察立场，以及“地方”（江南、中原、闽广）的观察立场、“宗教”（佛教、回教）的观察立场（当然，也包括台湾地区目前的“同心圆”来瓦解“中国”的论述、日本近代以来流行的以“欧洲”为他者的“亚洲”论述），这种研究和叙述立场，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国”的论述。但是，需要问的是，这种方法和立场本身，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套用，和所谓“想像共同体”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三）学术或历史研究中应当有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吗上一点说的是研究对象中的“中国”（事实），这一点要说的是研究立场中的“中国”（意识）。现在，研究史学史的学者讨论说，20世纪甚至更早的中国历史学中，已经有追求民族主义和建立族群认同的意识，这是很正常的，“为了证明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历史”，这里当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是，如果撇开这种意识形态，我们关于历史论述的意识中间，是否也需要有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我想，只有坚持这个视角和立场，你才能在西方强势的学术话语世界里面，“万绿丛中一点红”，让人看得见你。所以，只有让“历史说汉语”，才能在普遍历史中给“中国史”占一个座位，我以前讲“缺席的中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历史配额”好像太无足轻重了。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好像真的有一些“基本（西洋）教义派”风靡的味道，好像要让中国历史学“进步”到和“西方”同一起跑线，以至于没有了“中国”，现在历史学界的跟风（东洋与西洋）潮流很盛，可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学真的和现代科学技术一样，和西方历史学在同一跑道上吗？我不反对借用西方理论和方法，但是，如果不考虑理论与方法的空间差异和立场差异，不经过当年佛教式的“格义”，直接挪移来应用是有危险的（比如所谓后殖民、发现东方、亚洲共同体、世界体系等等）。

　　（四）如何重新建立叙述历史的方式最近，我特别关注教科书的编写，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教科书是使一代一代人接受和理解历史的起点，也是一代一代学者模仿历史写作的最初范本，它的影响太大，而且一旦承负了某种意识形态，它可能使历史学走向某个死胡同。从教科书联想到普及读物，我又有一个想法，就是呼吁“公众历史”，这个公众历史不是使历史庸俗化，不是要历史去媚俗，我以前讲过，通俗不等于庸俗，浅近不等于浅薄，提倡“公众历史”目的是让严肃的历史学家明白，如何在传媒和市场时代，让历史仍然保持它的影响力。

　　好久以来，我一直听说这样的事情，就是某些电视制作者、小说家、记者在拥有传媒优势以后，扬言要由他们来证明或者说明历史，并且要靠他们来解决历史难题。比如一个记者就说他发现了尼雅，一个小说家就自称要重写清史，一些电视剧就在让公众以为历史真的就是某些宫廷故事。我们得承认，电视剧占有了让公众了解历史的最大份额，就在今天，我还看到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和香港凤凰卫视联合摄制的《马可波罗重返中国》，仍在宣称要反驳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研究者（大概是吴芳思），然而，要证明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是一个日裔美国摄影师和中国的一个摄影记者，这让我想起那个据说发现郑和到过新大陆和澳洲的英国船长。但问题是，历史学家不能仅仅保持学院式的矜持和傲慢，你得破门而出，把历史写得好看一些，这才能给公众可靠的知识和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像欧美一些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像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汗之国》，像魏而思的《1688》，也包括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等等，都写得很有故事意味，而像近年来翻译出版的西方人写的历史著作，如写西方文化变迁的《从黎明到衰落》，写圣经成为经典和影响文明的《圣经史》，都很注意针对一般读者的普及写法。人们熟悉劳伦斯·斯通的《叙事体的复兴》，他抨击西方史学界偏离了历史学家的原始任务，他觉得历史学家应当是讲述故事的人。我在想，是否我们的历史叙述，也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历史应当讲故事？所以，我总觉得，应当注意改变过去教科书、大众历史读物的呆板僵化面孔，一方面把严肃的学术叙事故事化（不要让人们对历史产生冷冰冰的印象而远离历史），一方面注意编写尽可能好看的普及读物（不要总让人们误以为，那些电视和散文小说确实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