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

历史学的“界限”和历史学的界限何以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于　沛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它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地采用其他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在有些人看来，历史学变得越来越不像“历史学”了，甚至产生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疑问。

　　这样，就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回答：其一，历史学在近代作为一个独立的、完备的科学学科，始于19世纪，即这时才有了历史学的“界限”，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究竟是怎样划分出来的？其二，这条“界限”自19世纪以来，始终很清晰，为什么在今天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大意），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各个学科一样，也是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文化的普及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这些联系开始凸现出来，因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使生态、环境、能源、人口、战争、和平等全球性问题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而要从历史的视角回答生活本身提出的这些复杂的、宏观的问题，仅仅依靠所谓“有明显界限的历史学”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于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那些人为的界限便自然被打开了，出现了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这个趋势至今方兴未艾。以近年得到迅速发展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为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英国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在1991年著有《绿色的世界历史》，专门探讨“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他认为以往的史学著作中，最为活跃的，并且充满戏剧性的，似乎只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然而在人类200万年存在的历史中，这些方面并不是真正基础性的。他想写作“绿色”层面的人类史———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他认为在这样的层面上，以往被当成历史构成的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伟人、智者或者枭雄奸邪，就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他们上演的一幕幕活剧，与这条沉缓流淌的历史长河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顶多不过是旋起旋灭的细碎的浪花罢了。

　　与历史研究中重视宏观问题研究的同时，对于微观问题的研究也受到空前的重视，这些研究和宏观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并行发展的两条主线，以至在当代西方史学的研究中产生了“微观史学”这样的科学术语。如果没有今天的“微观史学”，所谓“宏观史学”就失去了支撑它的基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专门写有一章“从宏观到微观的历史学：日常生活史”。他列举了几部微观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如凯斯·汤玛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十六、七世纪欧洲民间信仰研究》、彼得·柏克的《早期近代欧洲民间文化》、那塔利·Z1戴维斯的《早期近代法国的社会与文化》、卡罗·金斯堡的《奶酪和蠕虫：一个16世纪磨坊工的宇宙》等。正是这些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微观”的历史研究，才使人们对于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和宗教等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今天的“微观史学”，已不是传统史学中一般意义的微观研究，仅仅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同样是无法进行的。不难看出，无论是历史学的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已经离开了、甚至远远地离开了传统历史学的界限。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见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早在1976年，英国历史学家G1S1琼斯著文《从历史社会学到理论社会学》，强调理论性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样，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的情况下，才能使人们的历史认识更加接近客观历史真理。至于这样会不会使历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有什么模式的话，那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去寻找。

　　这样，人们就不难回答什么是历史学的“界限”，和历史学的界限何以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个问题了。那就是界限的“划定”和这条界限的“模糊”，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呼唤，而非人为的、外力所强加。《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之际，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与时俱进，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而且在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传承文明、不断加强历史学科建设、增强中国历史科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当代中国历史科学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衷心祝愿《历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一如既往地顺应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大势，为推动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