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4)

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杨念群

　　（一）政治史为什么“消失”了

　　以上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在人们的记忆中，“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这倒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了，而是其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至为明显。“政治史”遭此际遇的大背景自然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可毕竟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不无关系，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读到钱穆先生那本薄薄的《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时，不禁感叹政治制度史居然还可以这样被激情洋溢地书写的缘故，更不会惊讶于《叫魂》的畅销，因为那一桩满含多种意义却又长期被简单化解释的政治案件，毕竟让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重新生动地演绎了一遍。

　　然而，“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没人能否认“社会史”所表述出的千姿百态的魅力，传统笼罩的村庄，香烟缭绕的庙宇，温情脉脉的宗族，质朴有趣的民众生活……我也很欣赏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陈春声语）但这些路径毕竟都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要理解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

　　把“政治”当作相对独立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想法似乎并不新鲜，但我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因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政治”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和许多血泪横飞的苦痛记忆密不可分，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由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不断介入，具有了远较古代更加复杂的涵义，也非分析古代社会的研究手段所能胜任。

　　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和从“地方上”理解政治肯定感觉不同。从整体而言，不少学者已经从各个角度对近代“政治”难以把握的复杂性做出说明，有一种观点最近越来越得到认同，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中国自身不但在不断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以适应在强权林立的世界中竞争生存的需要，而且这种“国家”意识和制度的确立是不断通过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榨取得以实现的。这倒不是说中国以往的帝国形态并没有向地方社会索取资源，而是近代化建设对资源动员的需求要远远高于古代社会，所以其榨取的强度也是空前的，同时这种竭尽全力向农村基层社会的渗透又是以摧毁当地的文化运行网络为代价的。

　　另有学者更加关注这种渗透和榨取过程所采取的手段和形式。中国近代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极度焦虑感出现的，也即是在不断处理频繁爆发的民族生存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和以往帝国形态相区别的合法性。在内忧与外患不断肢解着中国传统社会肌体的情况下，要重新统合各种资源使之变得有效，就要采取非常规方式。所以有学者认为近代采取的是全能形式的非常规政治治理手段，而非西方极权主义式的改造社会方式。“全能主义政治”依靠政党的组织形式，通过动员的过程实施一场社会革命，由于可以随时无限制地把政治意识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现代政治”在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被赋予了空前的敏感性和实际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导和支配性要素完全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本土表现。

　　参与“政治”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核心行为之一，在以往的近代史表述中被作为正面的依据不断被叙说着，比如好像民众的阶级意识乃是一种自发感情的抒发，而忽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构造作用。在我看来，这种叙说本身就应成为中国人被政治化的一种表现而得到解读。

　　因为中国“群众”如何参与政治和西方“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认知毕竟差异很大，“公民”更大意义上是自主性的产物，而“群众”意识到自己成为与国家命运相关的主体则是政治规训的结果。这种政治的强烈渗透性不但作为一种历史和当代的现象而存在，而且被赋予了合法性的意义。这种合法性不应该作为研究前提，而应该作为研究对象被认识，目前的情况恰恰是，这种合法性如何确立，且对中国民众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仍是当今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盲点。

　　（二）“政治史”与“地方史”

　　我推想，最近盛行的从“地方史”的角度来理解近代“政治”的思路可能出于以下考虑：近代政治的过多渗透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中就不存在对抗这种瓦解的基层力量。“地方史”研究者假设，只要在中国社会找到这些力量，也就等于找到了疏离和对抗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人类学方法的引进和流行，恰巧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契机，使得社会史研究有可能获得一些在传统史学中无法找到的研究手段，使得对宗教与地方组织构成因素的考察，获得前所未有的崭新视野，从而根本扭转了中国历史学的兴趣走向。

　　近几年兴起的“地方史”研究仿佛有意无意地强调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正面影响，这种表述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对近代以来不断加强的政治规训现象的反抗意味。他们对宗族的复兴与寺庙重建的解释大多摆脱了“科学”—“迷信”二元对立的科学主义式解说，而赋予其地方合理性。这样一种解读路径的好处是容易凸现地方文化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政治如何在地方情景下重新得到理解，特别是能够说明近代乡村与城市在政治干预下的不同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