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13)

 断想：王朝体制的延续性与周期性

北京大学历史系　阎步克

　　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赢得的进步中含有社会科学的推动。郭沫若、侯外庐等学者基于唯物史观，给了中国历史一个全新的系统解释，从而与传统史学形成了巨大反差。可以想像在几百年后，对学术史上这个变革的意义，人们将会看得更为真切。一位台湾学者也承认：“那批史学门外汉无意中给历史研究灌注新鲜的生命，而后蔚为大国，恐怕是正统史学家始料不及的吧。”当然，唯物史观引发的相关研究，后来也生发了弊端，例如教条主义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五种生产方式”的分期模式后继乏力，更多力量被投入了实证研究，成绩令人瞩目。“义理派”与“考据派”或“史观派”与“史料派”间的张力与摆动，似乎是中国学术史特有的一道风景线。这背后当然也隐藏着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不过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今人的态度毕竟已成熟多了，形成了许多共识：不同层面、风格、论题各有价值，不必只把某一路数看成“正途”。历史学是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只要在某事象的考辨上显示了高超技巧和独到见识，甚至只是栩栩如生地“讲故事”，那都跟“探讨规律”具有同等的认识价值。从传统的史论到现代社会科学，都可能成为治史者的灵感来源。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一般的规律的探讨，与历史学是相通的，无端的排斥和反感并不必要。借鉴社会科学可以拓展实证研究的空间、把考辨史料的技术用于新的领域，也能够更新对中国历史演化的宏观阐释。

　　当然，这里也有个保持史学主体性、人文性的问题。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更多地借助于直观、感悟和体察，其概念使用应容许更大的弹性和自由度。如传统的“礼治”和“礼制”，若用现代社会科学语言定义，难免损失其丰富内涵;参照相关史实和古人论述，人们却能更鲜活、更深切地把握它们。本土的传统语词有时也具有现代语词所不及的独到表达力。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对“理论”的理解其实是有差异的。陈寅恪的“关中本位”、“关陇集团”，在社会科学中很可能只算“陈述”，但在史学领域被公认是精彩的理论概括。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模式往往源于特定地区和时期，而未充分考虑中国史上的相关经验，二者间有大片的灰色区域，在其中不妨用较弹性的方式来利用社会科学概念，这里面还蕴含着创新的可能。

　　现今史学已大为多元化了，“宏大叙事”遭到多方消解。但作为整体的中国史学，依然需要以条理化的东西去整理和升华实证研究。基于“五种生产方式”的分期研究目前后继乏力，又因教条主义弊端造成了心理反弹，这时另一些分期模式已悄悄显示了影响。比如“唐宋变革”的话题，多少因美国学者新近研究的促动而正在升温;而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内藤湖南的古代—中世—近世说。当然不能说，现今对“唐宋变革”或“唐宋转型”的关注，是大陆学人通过美国学者归向于内藤话题了。不过在中国史的系统解说上，中国学界似有必要再次显示创造力。令人欣慰的是，已有很多学者做出了新的探索，这些探索使其实证研究在宏观学术史上具有了意义。

　　就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研究而言，期望能出现更多中等层次的新鲜阐释模式。同时在构拟这些阐释模式时，可以把视野和参照系拓展到史学之外。史学的整体进步，往往源于与时代思潮和时代需要的共鸣或互动。上世纪唯物史观的社会史分期讨论，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而日本东洋史研究的进展，也跟日本所面临的东亚扩张前景相关。那么，现今的中国传统政治研究，应把什么样的时代需要纳入考虑呢？数千年的政治传统在近代发生了严重断裂，同时也多方面显示了其巨大的历史惯性。像“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东亚专制资本主义”、“民主化”、“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等等论题，都暗示了在新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中，焦点和纠葛之可能所在。人们珍视和期望着某些东西，但真实变迁却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应然”和“实然”不会一致。由此反观中国传统政治，能看到什么新的东西呢？不妨把这类问题纳入思考。

　　20世纪的历史分期讨论，采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的直线决定论。这种思维方法现今已显示了局限性。在系统和结构视角中，经济、政治、文化间呈现为适应、制衡和反馈关系，由此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在传统中国，由于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存在，政治子系统在决定社会形态上显示了更大权重，从而使经济及其他变迁导致的社会形态“变化率”大为减小。君—臣—民的金字塔结构，集权与专制，官僚组织与官僚政治，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所以身在其中的古人只看到了治与乱，却没有体察到“转型”。

　　进而在传统政治制度研究上，在各种着意凸显阶段性差异的“分期”和“变革”的参考系之外，似可再度揭橥帝国体制的连续性问题，并重新推进被冷落已久的“周期”模式。“周期”模式曾因各种“打破王朝体系”的努力而淡化了。然而一次次王朝崛起、全盛和衰亡，毕竟构成了中国史上的特有景观;同时帝国的基本结构，在历经了王朝更迭和各种变迁后保持了下来，并且日益成熟、精巧。官僚组织的研究者有“僵化周期”（rigiditycycle）的概念，官僚帝国是否也存在着类似规律？“周期”如何发端、如何全盛，而衰老和僵化又是如何降临的，应有更多秘密等待探究。那么我们已不是“平铺直叙”地看待一个王朝了，而是着手去发掘其内在的节奏和韵律，探讨“入口”和“出口”，即如何进入与走出这个周期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金观涛先生曾提出“大动乱的调节作用”和“周期性振荡导致超稳定”的出色猜测。在这个思路中，所谓“乱世”具有新的意义，它变成了“超稳定机制”的一个环节。“一治一乱”的“乱”是什么，其中的重组过程和调整机制又是什么？像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乱世”的政治类型与变态原因，王朝更迭时的“征伐”与“禅让”之异，军人和文士的不同功能等等，可能都要重新审视。（李开元先生曾把“马上天下”视为缺乏创造力而强化旧体制的一种政权更迭形式）当然，历代王朝所呈现的“周期”并不完全规则，然而其中却包含着很多律动的叠加———正如那些不够规则的电波波形，其实是由很多正弦波叠加而成的一样———我们可以着手把它们解析开来，如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民族甚至环境的各种律动。律动的叠加有时造成了特定时代的“变态”。例如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的显赫，玄学和佛学的流行，政治分裂以及外族入主，确实使中国历史进程的另一些可能显露出来了，例如贵族化。一种观点将这个时代视为“贵族时代”，不过田余庆先生“皇权政治的变态与回归”的表述，或许更为可取。在“变态”中我们仍能看到一个潜在的政治文化模板沟通了汉唐。作为这个模板的承载者士人群体和官僚组织的存在，使得中国的中古不会重复欧洲那种“封建化”的轨迹。

　　有些王朝的崩解主要在内部，也有些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例如少数族的取代和入主。各民族发展的律动，与帝国自身周期也形成了“叠加”。本来，外部压力能够促成内部的专权，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托克维尔对之已有论述）。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把北方游牧生存圈的压力，视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抑制封建化的一个因素。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史上的数次民族大融合都带来了王朝的全盛。关于魏晋南北朝，钱穆认为是一个“病的时代”，所谓“病”是“文化病”，而新生的希望在北朝;陈寅恪先生又有“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我中华文化颓废之躯”的说法。这里面含有两大问题。从“文化病”说来，导致皇权低落的门阀是一种文化士族;而在十六国北朝却是少数族军功贵族占据主导（只把士族门阀视作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乃是一种严重的偏颇，从“周期”角度看，这个时代的色调是由士族门阀与军功贵族共同描画的，我近年对此期官阶制的研究，也印证了这样一点）。而偏重由文人群体和偏重由军功群体支撑的政权差异何在，这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类分析能够充分解释的，我们期待着新的理论说明。进而，无可否认专制和官僚政治是在少数族统治的北朝恢复活力的，北朝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历史出口”，由此进入了新一个周期———隋唐盛世;从这里衍生出的“南朝化”与“北朝主流”的论题，还可与元、与清的民族统治联系起来观察（张帆先生的近作，对蒙古入主与专制强化的关系，就有新的揭示）。这样一来，北方少数族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个民族关系和外交国防问题了，它与帝国体制，与其持续性、周期性，与老化之后的活力获得，息息相关。

　　在“延续性—周期性”的观照中，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转型”、“变革”了，更在于帝国体制为何周期性地崩解又如何重建，以及它是如何应对各种冲击、异化而消解各种转型、变革的。中国被称为“礼义之邦”。“礼治”作为一种深层的政治文化模式，是各种波动所最终趋向的东西。“礼治”以“拟化”的形式达成了君道、父道、师道三位一体，政统、亲统和道统相济相维（参看拙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这种“拟化”的能力，使它在面临社会分化、社会变迁时，得以吸纳和改造各种异己要素，穿越周期性的振荡实现了自我更新。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古老文明的政治传统，其深层结构和历史惯性能保持多久？它是否有经蜕变和新生为人类发展开辟新前景的可能性？最终的答案只能由历史做出，但人们期望做出判断，中国史学有义务提供参考，它们本身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