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5)

　　“地方史”研究还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思考取向，那就是其中蕴涵着强烈的逆向于“现代化叙事”的关怀，即试图通过寻找基层社会中异质于现代化的传统品质，比如所谓“地方性知识”来重构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框架。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深受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影响，特别讲究通过象征和其他文化传承的形态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运作方式，以避免仅仅从上层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来理解乡村社会的外部变化，而忽略了乡村不变的一面。

　　但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其实近代以来，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政治”意识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可谓是前无古人，近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如何以政治力量支配地方社会的历史，所谓“地方性知识”也只能在如此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准确理解。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把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认同目前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史解释框架，和自觉超越“地方性知识”的新教条而赋予政治史以新意的努力区别开来。所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最初是以抛弃传统意识形态式政治史研究而直接进入乡村社会的，可是在进入乡村之前，其潜在的台词是政治史在相对“社会史”研究时的次要性，然而最近的事实证明，如果对上层政治运作的历史没有突破性解释的话，那么，从事地方史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仍是值得怀疑的。

　　几乎与乡村研究的盛行同步，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使人们产生了另一种冲动，想在城市中寻找出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所依赖的公共舆论场所相匹配的公共空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花费力气寻找出来的“空间”根本不具备创生现代因素的条件，甚至不具备对抗现代政治暴力干预的要素。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城市在政治的强力支配下“消失了”，所以现在寻找城市公共空间的努力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与之相比，乡村却有可能复兴，那是因为乡村有“宗族”和“庙宇”作为对抗国家政治的支点。如果说到这种解释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理解“政治”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会成为区别于以往的主导要素的复杂的跨地区原因，而且无法解读为什么只有到了近代，“政治”才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调。

　　尽管有人提出从“地方史”的角度呈现“整体史”的框架和视野，但目前只有个别著作是从地方史的角度解读政治在基层运行的模式，大多数作品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地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无疑贡献尤大，但却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

　　（三）重审“政治史”的意义

　　中国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的特性密不可分。实际上也是当要面临解决社会问题时，近代政治的意义才会凸现。也正是因为近代社会所面临危机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在解读用政治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时就会觉得更加难以把握。

　　近代以来，“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无疑与频繁发生的难以应对和解决的危机的严重性有关，也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不断改变着中国人处理日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态密切相关。这些改变确实用传统的“政治史”等于“事件史”的简单逻辑和图解方式难以有更大的说服力。即使“革命”被描述为一种简单事件的排列过程，看上去颇有自主性，也无法解释它在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却又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

　　“革命”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

　　另外一个极端是把“革命”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人际遇和行为，或者是基层社会破碎的动力之一，“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表现机制反而被忽略了。也就是说，解读“政治”本身的运作很容易与解读受政治影响的其他现象相混淆。当然，有人会说，只有把“政治”放在一种非常具体的场景下才能更好地加以解读，也才能避免传统“革命史叙事”对政治的抽象处理。比如，为了反驳宏大叙事的命定论设计，有人把“革命”和“政治”的关系处理成鉴别和确认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革命者对个人复杂的身份和社会网络的不断构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革命的影响变得并非微不足道。有人把城市工厂里的政治关系的改造看成是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一种复制，是“新传统主义”的一种表现。还有人把乡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剥离成表面和深层两个层面，而强调传统网络关系在革命中的连续性作用。这些层面的研究都有各自的贡献，但仍无法说明“政治”为什么在20世纪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控制了中国社会的运转。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分析，仅提供几点想法供讨论。其一是“意识形态”再研究。“意识形态”早已成为陈旧的词汇而不再显得时髦。那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研究习惯把“意识形态”归到“上层建筑”领域，好像只是统治阶级在官僚机构层面使用的一种统制策略的表达。一系列政治措施的制订与实施，仅是统治者头脑中方案的一种实施结果。因此，传统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与“错误意识”等而论之。而目前的社会理论研究已根本不承认“意识形态”有所谓“正确”与“错误”之分，只认为“意识形态”更像是一种鲜活的“文化实践”。“意识形态”并不是观念和精神的，它是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其二是近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是近现代政治往往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动员”性质的运动常常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而且日趋频繁。这种社会动员形成的范围、规模和程度都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想像的。这些社会动员往往会构成所谓“共意性运动”，最大范围地整合民间文化资源并消弭着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其内在发生机制的跨地区性动员能力显然不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所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