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3)

独立与包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略说

清华大学历史系　张国刚

　　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不顾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

　　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化简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这样回答未尝不可，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历史学缺乏独立的位置，历史学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等现实学科的附庸。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一角度以承认历史知识和历史学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的永恒独立性为前提。

　　社会科学的形成是满足于建设各种知识体系或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的需要，故而强调彼此间的区别与界限，每种社会科学都依赖于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论而形成，取消了这些规定，则这门学科也不复存在。但无论采用何种理论、何种视角、何种方法论，作为它们之基础的事件和知识始终独立存在，即它们的认识对象始终独立存在，而这些就构成历史，也可以说，历史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并永远能独立存在的知识领域，它不依赖于任何理论而存在。比如说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以人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但历史研究强调的是知识和事件，社会学则强调以特定的方法和理论来规范某一类的事件和活动。社会学针对某种社会现象提出一种假设，然后搜集例子来证明或证伪这一假设，证明了则假设可以上升为理论，证伪了则又提出新的假设，如此循环。可见它具有从理论到理论的特点，且一定要借助特定的方法和规则。历史学则不然，只要能描述正确事件，并不规定必须采用哪种方式描述。

　　我认为历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在于它的纪实性叙事（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叙事不同），也可以说纪实性叙事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本义。极端地说，历史学作品如果不是叙事的，那么它只能算半成品，或者中间产品，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竹头木屑、一砖一瓦———以备构筑历史叙事大厦之用。《史记》是叙事的，司马迁到各地搜集的“放失旧闻”，就是中间产品。《资治通鉴》是叙事的，《通鉴考异》只能是“竹头木屑”。

　　历史学的叙事模式也经常受到每个时代所兴起的或流行的认识方法的影响，比如在17世纪的欧洲，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强调“证明”，追求达到数学的精确性，但进而人们发现有些东西无法用数学方法证明，但它也是真实可信的，由此而提出“事实”概念。“事实”概念首先是出现在物理实验领域，但历史学研究很快从中受益，淡化传说式的叙述色彩和从属于神学权威的叙述模式，强调证据，强调通过历史遗迹来重构历史。叙事不等于没有观点，叙事也需要有自己的角度和分析，也需要对所回顾的历史做出解释和说明，或者对前人的解释做出辩驳。于是，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比如，对于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系，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基本史料叙述其历史过程与细节，但是，也有学者从关注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空间的角度切入，用现代社会学的“家庭暴力”概念来分析武则天虐待诸子的现象。还有的人借用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唐高宗对比他年长的武则天的依赖，属于“恋母情结”。总之，用社会科学的概念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某些现象做出某种解释，由读者去评价是否接受这种解释。

　　尽管历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可以受益和受启于新的社会科学，借鉴其方法论和手段来对历史进行新的叙事。但历史作为一个基本的知识领域而可以独立存在，历史学也因此而特具独立性，不借助任何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视角，依然可以完成其使命。历史学的使命就在于传递人类活动的记忆，采用何种方法来进行叙述和呈现，体现了叙述者的个人差异、喜好和时代影响，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历史学依赖于这种或那种叙述方法而存在。比如“文革”的历史，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的“素材”，为构筑自己的学术观点或理论服务，但是，它无法代替历史的叙述。专执在某一学科往往会造成某种思维定式，将知识和观点局限在特定的理论体系之下，而历史认识则可以解放由学科分化造成的知识褊狭，它真正具有包罗万象的功能。历史认识究其实是一种基于常识的认识，要求博闻广识，而后能有所评价。与此不同，某种理论体系都是认识某种现象的捷径，是将丰富多彩的现象抽象简化之后形成的规则，接受这些规则的同时也就构成了认识局限。

　　“颠覆与重建”虽然是后现代所标榜的口号，但它实际是西方知识体系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特点。西方的学术具有通过不断否定和分化来求得进步的传统，因此近代以来形成学科迭出、理论不断的局面。它强调以对过去的质疑来达成创造，强调在没有任何规则的情况下进行创造，以此为将来要做成的东西形成规则，而不是根据“规定性的判断”来做出判定。所以在西方的学术中，“颠覆与重建”总是伴随而生。但颠覆和重建又并非是摒弃传统的，没有沉积性的，它恰恰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福柯提出历史的非连续性思想是对年鉴学派总体历史观念的颠覆，然而这种思想恰恰受启于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力图以社会学方法构造一种总体历史叙事，一种具有体系性的历史叙事，结果却被福柯揭示出其中存在断层，并因此发展出其历史的非连续性理论。可见，颠覆和重建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共生的。

　　同样，当历史学引进一种新的学科概念或者理论，往往会颠覆先前的历史结论。从而使历史的解释充满多变的色彩，表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魅力！由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注疏式作风有尊奉权威、为权威思想进行演绎证明的特点，因此，在我们承认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包容性的同时，要提防将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范式、概念、视角奉为经典和权威。如果也用这种传统学风来对待社会科学理论，移用过来只是用中国的历史材料来证明这种外来理论的“正确”。这种应用其实没有提供新的历史认识，而只是把大家熟悉的事实用“洋理论”做了一番解读，获得一种事实与理论互相印证的心理满足。

　　综括以上所言，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性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加以总结。

　　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说，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

　　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来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

　　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惟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