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12)

万变不离其宗

中山大学历史系　桑　兵

　　自从中西学乾坤颠倒，失其本位以来，中国的学问一直在求变的努力中变动不居。变的动因和标的大抵有二。其一，所谓西学，今日众口一词地瞄准国际学术前沿或与国际接轨，无非是其变种。而西学这一概念，事实上只存在于东方人的观念之中。至少在“西方人”看来，只有具体的受各种时空因素制约的学说，而没有统一的抽象的“西学”。其二，所谓跨学科，多元视野之下的各种新的学科分支和比较研究，均在此列。二者形异而源同，因为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正是近代西学冲击下转型变异的产物。按照上述逻辑，不通西学或不与国际接轨，就不可能懂得中国，至少是不能用现代的观念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而不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不可能研究好历史，或不可能做好史学。这仍然是在进化论的系统之下将中国安置于落后时代的典型表现。新式学堂的西式教育和晚清以来的知识转型，早已使得这样的认识变成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上世纪初，梁启超高揭“新史学”的旗帜（“新”字的动词性当大于形容词性），按照他的看法，中国有官史无民史，甚至有史料无史学。十余年后，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而赞成者认为中国旧籍形式无系统，只有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再过十年，傅斯年高呼“要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其潜台词（未必是他本人的真想法）即中国人应以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学为范式。此后在青年学人中大行其道的史学社会科学化，更将振兴史学的希望投向别科。本来，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上述努力也是理所应当。

　　可是，如果用力过度，也许适得其反。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本。新史学百余年来的历程，尤其是不断与各式各样的“国际”接轨和翻来倒去的跨学科取向的影响，只见新“史学”，不见“新史学”（至少如旧史学那样大体得到各方认可的作品）。跨学科的结果，反而导致史学有融化在一切学科之中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学之本逐渐流失的偏向。

　　史学本来既为艺术，又是科学，观照人和社会的整体。中国固有的学问观念及治学态度与史学的属性大体相近。近代以来，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知识膨胀，人类难以驾驭，又不能兼顾两面，于是分而治之，大别为人本与科学，进而细分为不同学科。细分的弊端之一，导致只知局部，不知整体，由细分化训练出来的学人中西两面均只得一知半解，甚至一科一段的知识也难免门户之见，更不用说望文生义的格义附会。而学人越是不识大体，越是敢于放大一孔之见。

　　细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侏儒化，导致学术领域的无序竞争，且以见仁见智为托词。学不成则术大行其道，用种种非学术手法将有限的所知放大为整体，以误导判断力和鉴赏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资源掌握者。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不断趋时，又不断过时，症结之一，就在于此。

　　学术文化，不可没有本源。打倒旧学，还须另有所本。中学不足据，只好面向西学。梁启超不仅用读西史之眼读中国史书，更以进化论的观念审视一切中西学问，欲将固有的知识体系改造成西化的新学体系。在中西几乎成为新旧的同义词的语境之下，中学的固有被一律推翻或一概抹煞，温故自然毫无意义。所谓知新，就只能是眼光向外，从西学之中寻求。直到民国时期，“知稗贩而不知深研”，依然是学界成名的终南捷径，而为众多后进趋之若鹜。

　　可是，中西毕竟不能等同于新旧。因为所谓西学，亦有本源，亦分高下。按照清季章太炎的看法，当“世变亟，一国之学，或不足备教授，又旁采他方。他方之学，易国视之，若奇伟然。传授者亦钞次故言，未有增上，黠者或颠倒比辑之。幸弟子莫理其本，则窃他人以成己，东方之博士，皆是也（此虽著书满家，然法非己出，则非作也。无所增进，则非述也。与此土集策案者，正同列耳）。令此曹自疏国故，不为腐谈，则以空文敷绎，或以毫毛相似，引类傅会”。①这也就是后来梅光迪所批评的：其时中国“实无学术之可言”，“往者旧学，以有数千年之研讨经验，与夫师承传授，固亦常臻忧绝之境;通人大师，相望而起，学术之标准，亦操诸其手，享有特殊权威。于是门外汉及浮滑妄庸之徒，无所施其假冒尝试之技，冀以侥幸成功于一时。自欧化东渐，一切知识思想，多国人所未尝闻，又以语言文字之阻隔，而专门名家，远在数万里外，故今人为学者苦求师之难，盖百倍于往昔。所谓学术界者，遂成幼稚纷乱之象。

　　标准未立，权威未著，不见通人大师，只见门外汉及浮滑妄庸之徒而已。”②西学分科，看似一致，实则由于各国学术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差异，从概念到分界，区别很大，缠绕不清。没有相当长时间的学习研究，不能了解渊源脉络，很难体会把握得当。况且，国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学，尚难通透，游学海外，除少数通学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学位而已，更不用说通过交流与国际接轨而来的道听途说，或读西书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体验。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于贡献于国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一味眼光向外的浅学者尤其喜欢追求边缘化的新奇怪论，以变异为创新，因为不懂中外旧学，新知必然是闭塞眼睛捉麻雀，到手的都是好扑腾的。即使侥幸遭遇学术主流，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维又大别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流派，定期轮回，用于欧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则未必适宜。

　　今人为振兴史学多方查找原因，实则与其说是借自外国或别科的框架不佳，不如反躬自省，主要问题恐怕还是出在百年以来学风流弊，在外国和别科的笼罩下，治史者反而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

　　民国以来，学人多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已经面目全非，由此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今人能够看到的材料远过于前人，读懂材料的能力则尚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日趋鲜少。不仅如此，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以今日的情形而论，“做什么”当然不可忽视，“怎样做”更加重要;“看得到”即发现资料还需努力，“读得懂”更加迫在眉睫。否则，家有金山，沿门托钵，入山探宝，却拾得破铜烂铁的情况将愈演愈烈。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民族的重新定位将日显重要，自信的恢复令人质疑西式眼光观照下中国历史文化的现行呈相。史学亦然，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学习和借鉴之后，应当有一个稳定的巩固期，重塑史学的独立性而减少对别科的依赖程度。中国史学的本与根，一为中国，一为史学，必须这两方面的基础牢固，才有可能学习外国，借鉴别科。中国的历史文化弄不懂，奢望瞄准国际前沿，只能道听途说，误以人云亦云为与国际对话;史学的本分做不好，欲靠跨学科来弥补，未免轻视别科的深浅，而有糊弄外行与后进之嫌。在知识系统已被西化条理之后，如何认识中国史学的本宗，或者说，能否不借助西式别科的有色眼镜来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必以名为国际实则外国的观念为前提和皈依，探寻历史本身而不仅仅是为了与边缘化的所谓国际对话，从而做到万变不离其宗，不至于总是在趋时与过时的循环之中舍本逐末，游谈无根，就成为对当今学人的极大考验。对此，在海外多年的时贤看过无数次“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体会尤深，认为：西方学术界号称日新月异，其实是异远多于新。这些异义怪论虽然在西方多元史学传统中可以觅得容身之地，但在长距程中，未必能撼动其主流的大方向。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亦是无可奈何的事。①诚然，这些时贤身处海外，选题撰文立论不仅要考虑所研究的对象，还须顾及所述说的对象，学人对此应当有所分辨，体会其真心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