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7)

　　在近代新名词研究方面，近年来有不少成果问世，这里仍有几篇文章值得提及。冯天瑜在先行研究基础上，考察了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学人的封建观，认为他们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他们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薄，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封建观的挑战，于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70]王宏斌考察了“政府”一词在近代的演变，认为光宣之际，政府才逐渐演变为现代的含义，但在当时仅仅是一个代名词，直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才正式转化为名词。正因“政府”一词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在各个朝代所指代的机关有所不同，故在解读晚清档案时，应格外慎重。[71]刘集林考察了“留学”一词概念涵义的变化过程，认为它是晚清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在洋务时期使用的主要是“出洋肄业”；戊戌以后官方逐渐使用“游学”一词，民间则受留日学界的影响，更多使用“留学”一词，尽管两者并用，但后者更受欢迎，影响及于官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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