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

　　五、近代中外关系史

　　在民国外交史的综合研究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王建朗分析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主动外交行为，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便开始考虑自身在战后的地位问题，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国民政府的战后对日处置计划，力图从长远考虑，兼顾历史与现实状况。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既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有若干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王建朗还以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叙述为中心，试图比较抗战后期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及国民政府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与英美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1]傅铱华以国民政府最后一任驻苏大使傅秉常的l3记为主要资料，探讨了l945年美英苏在雅尔塔达成的有关战时和战后远东问题的协议对于中国的重要影响，认为傅秉常较早得知了雅尔塔会议的有关情况，但并未得知秘密协议的内容，不过他的工作对于蒋介石决定对苏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苏联和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的政策都是一如既往，而雅尔塔会议也将所有的问题暴露无遗，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战略对立，这些也许是导致冷战来临的原因。[2]

　　在中英关系史研究方面，成果较为丰厚。吴义雄分析了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的禁烟活动，认为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演变具有直接联系。邓廷桢在1836年一度拥护弛禁鸦片贸易，在清廷决定实施严禁政策后，仍怀着犹疑、观望的态度，但也比较有效地切断了内地鸦片贩子与鸦片趸船的联系，使持续多年的鸦片贸易模式遭受重创。此后，面对外国鸦片贩子向中国东、北部沿海地区转移，并导致广州内河鸦片走私复活的严峻形势，邓廷桢虽在政治压力下利用因义士贩烟事件，迫使英方达成禁止广州内河鸦片走私的协议，但随即因林则徐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措施而告终结。[3]张志勇对赫德在中英《藏印条约》谈判过程中的作用，一反传统看法，认为赫德所扮演的不过是幕后指挥、中方的外交顾问与调停者的角色。在中、英“藏印交涉”过程中，中英矛盾、英藏矛盾、清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矛盾贯穿始终。这三种矛盾能否达成妥协才是真正决定谈判进程的因素。[4]陈才俊通过考析马礼逊出任澳门东印度公司译员、参与中英冲突交涉、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秘书访京、出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秘书兼翻译等史实，阐释了马礼逊在早期中英外交关系中的重要作用。[5]丁兆东论述了1943年底国民政府派遣中国访英团（又称“报聘团”）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作者利用大量中英文资料分析了访英团出访前后中英关系背景，以及国民政府制定的访英计划。该计划内容涉及中英双方有根本分歧的香港问题、九龙问题、西藏问题和印度问题等，但在访问中双方均避免讨论这些有分歧的问题，而强调共同利益，使中英关系得到了加强，1944年中英签订5000万英镑贷款协议，与此不无关系。[6]蒋耘利用了大量档案史料，叙述和分析了l943年中英间关于西藏危机交涉的过程。作者认为，宋子文在康印公路交涉中，为保障中国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以高超的外交才智，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7]张俊义利用宋子文档案资料，考察了1948年初发生的港英政府强拆九龙城民居事件，认为这一事件再次触发中英围绕九龙城主权问题的交涉，并引发内地民众抗议港英当局行径的浪潮。面对民情愤慨，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主任高信为首的CC派为捞取政治资本，同时为防止中共地下党借机活动，高调出面组织并领导了广州各界的示威活动。然而，由于广东地方派系林立，各方互不配合，游行示威行动最终失控，酿成火烧英国驻粤总领事馆的沙面事件，令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陷于被动。[8]

　　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亦颇有收获。郭海燕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十年的中日朝鲜电信权之争，认为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清政府对朝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日本对中国采用了暂时放弃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9]马建标探讨了l921年华盛顿会议开幕前，中日两国间兴起一股有关“鲁案直接交涉”的外交谣言，认为北京政府辟谣的过程，也是政府外交的现实主义和国民外交的理想主义发生冲突的过程。外交总长颜惠庆运用公开外交原则以及他与社会舆论精英的“私交网络”对公众舆论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疏导，既缓解了北京政府因直接交涉问题所陷入的被动局面，又巧妙运用民意作为政府外交后盾，摆脱了日本强烈要求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的纠缠，使山东问题得以提交华盛顿会议讨论。[10]

　　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高建明、李斌探讨了晚清时期中日科技传播模式的问题，认为中日两国的科技传播模式有显著的差异，具体体现在科技传播的内核要素和外部条件各个方面。这种差异是由中日两国国家的性质不同所决定的，并导致不同的后果。[11]王奇生考察了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现象，认为自甲午战争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其中晚清之际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大为退步，战前十年堪称鼎盛时期。中国人对翻译日书的心态亦前后有别：在清末民初之际，觉得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可以“力省效速”，进而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五四以后，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进而认为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