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4)

　　在企业发展及其环境研究方面，新的进展主要有如下表现：陈燕考察了中国航空公司的筹办和发展过程，认为由孙科牵头主持的这家公司，在成立到结束仅一年多时间里，理事长与美方股权均两易其主，政府内部权争不已，社会各界多予反对。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完善的外资引进体制，存在着政府对中外合办领域实体状况不了解、引进外资与谈判过程中无法可依和执法不严、主事机构不统一、政企不分等问题。[33]葛涛研究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兴衰历程，指出：该公司创始于清末，从沿街摆摊起步，历经法商、英商之手，被锻造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唱片企业。其所产唱片以量大、多样、流行、经典的特性而成为民国时代最负盛名的品牌，影响已远远超过唱片本身，涉及到社会、文化生活等多方面。[34]庄安正通过研究大生纱厂的“账略”，发现大生一厂在1900—1922年间、二厂在1907—1924年间承受的厘金税率平均在5％以下，低于严中平所确认的5％_20％。而且在清末民初之际呈现出较大幅度的降低态势，在1920年前后甚至很可能跌破了1％。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坚持“土产土销”的营销方钊，二是进行裁厘斗争并部分取得成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35]

　　在财政金融问题研究中，学者们比较重视影响制度变迁的各种因素。刘增合的研究认为，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政府为了解决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压力，在各省自行整合的基础上开始对各省财政进行以裁局改制为主题的规范控制，使财政收支权开始集中于藩司，初步形成了省级财政机构，并影响到了民国初年的财政体制。与此同时，人们以域外新知反观国内税收旧制，认为惟一的出路是推行明确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税制改革，并围绕国地两税的划分标准和地方税的分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中所涉及的对西方税制认知角度的差异、对本省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国旧制制约外来新制等问题，为学界检讨清季数年间制度与知识体系的变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36]冯小红、张清芙的研究认为，l928—1937年河北省县级税收征管中的经纪制改革，目的在于废除经纪制，使政府税收机构直接面对纳税人，以减少田赋征收中的税收流失，提高税收征管效益。但由于政府整合水平低下，税收平台散乱；改革方式过于简单，缺乏配套措施，导致改革失败。[37]

　　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阎书钦撰写的一组论文，展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对工业化问题的讨论。对于工业化的内涵，他们将抗战前理解的单纯的机械化推进到整体的经济层面，视之为一种包括工业、农业、矿业、交通和金融等各领域在内的整体经济变革。进而，又把工业化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一方面分析工业化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将工业化上升到一种新型文明的高度，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于工业化理论研究的全面深入。对于工业化的实现途径，他们讨论了国营和民营经济范围的划分以及如何提高国营经济效率的问题；面对中国建设资金的极度缺乏和工业的幼稚，还讨论了如何引进外资加快中国工业化建设和采取何种对外贸易政策的问题。[38]

　　近代博览会是近年来一个新兴的话题，本年度仍在进展之中。虞和平、洪振强考察了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及其与商人的关系，认为这一展览会以追求发展为宗旨，以维护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根本目的；又与主张经济绝交的排外的抵货运动完全不同，有维护商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之意，其主张的改良国货、制造国货，也满足了普通市民的消费要求。因而，这次展览会较为容易地得到了政府、商人和市民的一致支持，体现出官、商、民进行合作的面相。[39]付海晏通过考察l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指出国货展览会有廉价竞卖、倾销国货的一面，从而酿成国货运动中的国货展览会、国货厂商与地方各业的商业竞争，各地反对国货展览会和国货商场的风潮亦频频发生，可称之为“跑调”的国货展览会。[40]乔兆红研究了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政府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作用。[41]

　　八、近代社会史

　　在社会生活研究方面，对城市和农村均有涉及。何一民、庄灵君考察了近代城市大众文化的兴起，指出：大众文化是近代以来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是以大众传播工具为依托，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促使城市文化风格多样、雅俗共存，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同时也会受商业利润的驱使而失去应有的文学和审美价值。大众文化既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又融人西洋文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熔炉中熔炼而成。[42]彭南生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的文化生活，认为其形式包括三个部分，即日常性文化生活、节令性文化生活与应事性文化生活。不同的文化存在不仅取决于农民不同的精神需求，而且服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规律。农村文化的多种存在形态，对农民生活起着调节作用，反映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之余的一种文化创造及其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系。[43]黄正林的研究指出：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尽管物质贫乏，但娱乐生活十分丰富，经常举办各种晚会、舞会和体育活动等。“小米加步枪”不仅体现了革命的特征，也体现了社会生活的特征，吃饭以小米为主，发放津贴、计算物价也以小米为主，小米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在穿衣方面，凡是部队、机关、学校，不论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有十分明显的革命色彩和抗战特征。在娱乐方面，尤其是大众娱乐，政治意义和时代特征尤为明显，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的带领下，将边区原来旧的民间娱乐形式，改造成为新的“抗战民族大众的”娱乐。[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