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6)

　　郑大华分析了晚清社会转型过程中嘉道经世思潮所发挥的重要影响，认为：在政治上，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既批判过封建专制制度，又介绍过民主政治制度，从而推动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在经济上，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即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及“重农抑商”政策，此后不仅萌发了重商主义的意识，而且还提出了发展民族工矿业的主张，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思想和学术上，他们主张学术经世，对中国思想和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60]

　　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涉及。一是郑匡民考察了l906年革命党人在日本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认为该会是张继等革命党人，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势力最大的幸德秋水派的影响和支持下，在同盟会中另树一帜而成立的，并依据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理论与东京立宪党人的政闻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没过多久，因明治政府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之逐渐萧条，并随着日本政府封禁《衡报》、刘师培归国而收场。[61]二是郑大华分析了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演变的三个时期：五四时期，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张；l930年代初，在吸取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欧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张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意在“将公私经济立于国家之下，以造成我国之集合的经济”；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五四时期所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强调实行社会主义要顾及个人的基本自由，并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在民主政治下，通过改良的方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而不需像苏联那样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62]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方面，有以下一些成果值得注意。耿云志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对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关系的意义，认为只是在鸦片战争后，一种在总体上显示出优越性的外国文化才逐步展现在中国人面前。此后，经历许多尝试、挫折和反省，以追求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为基本目标之一的开放的文化观念，在一部分先觉分子中逐渐形成，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成熟起来、展现开来，而且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63]郑师渠研究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包括四个方面：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东渐；拷问“合理的人生”与文化诉求；反省现代性视野下的中西文化关系；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作者认为，欧洲人的反省现代性，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批判理性对人性的禁锢，转而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鲜有关注，使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64]

　　许纪霖探讨了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指出：从《甲寅》到《新青年》，五四思想家的思考重心逐渐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转移到政治背后的核心价值和伦理精神，由此提出了重建个人的命题：但对个人之间如何形成政治共同体，则从原先的“公理”观念转向以“公意”为核心的研究。从陈独秀到李大钊，“公意”逐步以良知论为基础，走向人民意志的自由选择。当各种意识形态所操控的“民意”冒充“公意”成为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时候，便加剧了政治的动荡和无序。作者还另文分析了“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起源问题，认为这个时期的个人主义资源最为丰富，是“个人的崛起”的时代。这样的个人主义传统，尽管与西方的“权利个人”大异其趣，但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r另一种现代性。[65]

　　在中西文化互动关系研究方面，熊月之研究了晚清关于西方礼俗的论辩，指出：近代以降，关于西方礼俗的介绍、评论日渐增多，最为集中的是傅兰雅翻译的《西礼须知》、《戒礼须知》与刘式训译编的《泰西礼俗新编》。19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西方礼俗有褒有贬，对西人守时、朴实等习俗比较赞赏，对妇女参加社交之礼俗颇有微词。甲午战争以后，对西方礼俗的正面评价多了起来。到20世纪初年，已有人认为西方礼俗发乎情，根乎性，敦厚淳朴，可与中国上古三代相媲美，中国应该努力取法。[66]李长莉考察了近代交通工具的进步对国人生活的影响，指出：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对人们认识并接受近代工业科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先导作用；人们的出行频率更高，社会流动增大，促进了公共活动，为近代公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人们的出行方式商业化程度大增，因而也更趋于平等化、大众化，以往的等级色彩趋于淡化，促进了人们的平等意识；交通工具发展的不平衡，也拉大了城乡出行方式的差别，形成城乡新旧二元化的出行方式及城乡人眼界和观念的差别。[67]

　　在教育体制改革研究方面，民国时期“教授治校”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左玉河的研究认为，中国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时，注意到“教授治校”的制度化设计，通过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体现“教授治校”的原则，并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提供制度性保障。“教授治校”原则要求政府放弃对大学进行政治控制，但国民政府仍然以提高学术水平为借l5，破坏“教授治校”原则，不断强化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使大学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方针及行政干涉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棘手问题。[68]徐秀丽的研究认为，在北大、清华两校校务管理中，教授的地位举足轻重，教授的治校，不仅限于学术性事务，而且包括几乎所有学校事务；不仅作为群体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个体深度介人；不仅“参与”校务，而且“决定”校务，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