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2)

　　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王立新考察了l8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中国观念”，认为今日的美国应放弃在自己的观念和利益框架内理解和想象中国的方式，真切地了解和体会中国人的感受、欲望和抱负，从而使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能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基础。[13]赵入坤针对以往研究中所持的从1945年4月起美国对华政策由扶蒋容共转变为扶蒋反共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是美国的整体世界战略、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是促进国共合作，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其实施时间是l944年春至1946年3月。[14]此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l30周年”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此项研究颇有意义。

　　在中德关系史研究方面，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肖建东用事实揭示了国民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幕，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以对德宣战的方式被动卷入这场大战，表面上纷繁复杂，掺杂着各种政治利益与纷争，但从外交和实际效果来看，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本能体现。[15]左双文探讨了德国承认伪满洲国的事件与国民政府外交方针之间的关联问题，认为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德国更是抱有期待。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于l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稍后又对中国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迫使国民政府改变原有的对德、对苏外交力求保持相对平衡的态度，一度表现出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16]管银凤论述了l933一l941年间中德关系变幻不定、错综复杂的局势，认为德国的实利主义外交政策是中德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德国奉行的这种外交政策虽然使其获得短暂的辉煌，但也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和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17]

　　六、中共革命史

　　本年度革命史研究中有价值的新成果不多，研究热点仍集中在对政治表象的社会基础的挖掘上。谢宏维、邹芝从社会史视角对袁文才、王佐事件进行了再探讨，指出：当我们把事件还原到区域社会内在的历史脉络中时，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实践在地域社会各具特色的表达。袁文才、王佐被杀肇因于诸多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各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也不相同。井冈山地方社会固有的土客冲突，革命中形成的“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现象及其间的矛盾对立，加上阶级矛盾与党内路线斗争等诸多因素相结合，使事件的发生具有相当的必然性。[18]张兆金、游海华从客籍军阀、本土豪绅的角度对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作了考察，认为民国初年至l930年代初的江西一直为客籍军阀所统治，客籍军阀、本土豪绅两大势力集团交织，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形成当局统治的薄弱环节。这些因素在客观上极有利于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基层社会进行了有效动员，促使江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发展。[19]应该说，在研究中注意到政治事件的社会背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解释历史事件，有助于加深对历史运动复杂性的理解，但是大多数政治事件的发生，毕竟更直接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本身的交互运动及其抉择，过分夸大社会背景的作用，有时同样无法接近历史真相。

　　革命中的社会动员是近年颇受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本年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发表。张宏卿、肖文燕从动员角度考察了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认为查田运动是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运动和细致周到的动员方式来建构的。在动员中强化宣传和行政的外力作用，采用暗示、规劝、举报、惩罚的组织型方式，用政治理想和口号作为思想动员的武器，又适当地给予农民物质利益和“身份”待遇，从而开创了一种社会革命的动员模式——通过“阶级”的话语表达，结合大多数农民具体权益的满足，凭借极强渗透力和保障功能的基层组织，将传统社会的地方、血缘、宗法关系等内核创造性地转化为土地革命中的积极因素0[20]李德满从乡村政权与资源动员人手研究了解放区土改运动，提出：传统中国的乡村权力建立在多元文化网络之上，资源动员能力差、效率低。解放区土改通过思想改造和组织重构，摧毁了传统的多元文化网络，代之以单一的意识形态——阶级话语，同时在摧毁原有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单一的行政权力。这种乡村政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高效地进行资源汲取，既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聚集在可支配范围之内，又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减少资源动员的阻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刹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后盾。[21]

　　李晔对晋中新区土改的研究注意到中共开展群众动员的程序和目标。起初贫雇农对于土改运动感到恐惧，他们和地主富农同在一张由权力、利益和乡情织成的网中，选择共同抵制土改。但是，当贫雇农受到工作组通过单独接触、“诉苦”等手段的动员之后，翻身愿望很快压倒了乡亲面子，由权力、利益和乡情编织成的“网”被撕破，传统的村庄权力结构土崩瓦解，土改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和完成。通过群众动员，村庄传统的权力结构被摧毁，中共赢得了占到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和中农的支持，初步实现了对于广大农村的整合和控制。[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