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3)

　　李里峰从微观互动视角和其“理性人”假设出发，研究了华北土改期间社会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认为在革命政党获得地区控制权的情况下，乡村成员参与土改必不可免，他们所能选择的只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土改。乡村社会成员由于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其中，地主、富农选择余地较小，只能争取规避更坏的结果；而贫、雇农居于优势地位，其行为方式体现出理性农民与道义农民之间的张力；中农则在安全与利益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而前者常占据上风，成为其行为选择的基本依据。[23]

近年学术界对红军长征准备过程开始有较客观的评价和叙述。易凤林利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资料，进一步阐述了中共中央长征前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指出：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准备实施战略转移时，充分考虑了留守苏区的部署问题，明确了留守部队在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与保卫苏区中的重要作用，并对留守南方各苏区的革命斗争作了具体而且充分的组织准备、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准备。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24]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l938年的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评价不高，认为其有很浓的王明色彩。对此，李东朗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指出：三月政治局会议虽然存在王明右倾主张的影响，但积极因素是主要的，是一次民主讨论党的问题的会议。会议上有明显的意见分歧，在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些决定，其中的大部分在后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这次会议的分歧和意见交锋，体现了应有的党内民主生活，应该给予肯定。抗战初期王明错误的最大问题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25]

　　七、近代经济史

　　在口岸与腹地关系的研究中，有些文章从港口与腹地双向互动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史。王列辉根据海关报告、不同时期经济调查提供的进出口商品的流向界定腹地的范围，并考察了宁波港在1844年至l930年代腹地范围的变迁过程，认为随着温州、杭州等城市的陆续开埠，宁波港的腹地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从而导致宁波港地位的下降。庄维民引入中心口岸与次级口岸、间接腹地与直接腹地的概念，认为位处华北的天津、烟台、青岛等区域性次级口岸与自身腹地的关系是直接的，属于一般意义上的l5岸一直接腹地模式。而中心口岸上海与华北腹地之问，很大程度上是靠天津等次级口岸和济南等内地中心市场的媒介作用而发生经济上的互动，所以华北是上海的间接腹地。上海与区域次级口岸、华北腹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伴随着新的商路网的建立、次级口岸自身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汇兑的日益便利，亦不断发生着变化，如次级口岸成为中心口岸的强有力的市场竞争者。[26]佳宏伟通过研究区域灾荒与l5岸贸易的关系，提出：除了口岸与腹地的互动之外，区域社会自身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力。在1867—1931年间，作为天津主要贸易腹地的直隶、山西、豫北及鲁西北等地的每一次大灾荒，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天津口岸贸易结构和趋势的变动，集中体现了区域社会对口岸贸易演变的影响。[27]

　　在近代“三农”问题研究中，关于地权问题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胡英泽对关中地区地权分配状况的研究，认为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关中东部地册基本属于黄河滩地册，而滩地是独特类型的土地，地册的攒造、滩地制度等是生态环境、技术选择和社会控制形成的复杂网络；其主要表现是规则地块、长形地畛、地权平均、买卖率低，属于一种“非常态”地权。滩地地权有村庄公有和家户私有两种类型，前者地权平均、固化，后者地权不均。作者还以此对秦晖等在“关中模式”研究中资料运用的问题提出了商榷性意见。[28]二是赵冈和梁敬明利用浙江兰溪的清末鱼鳞图册样本，计算出该地区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认为兰溪的数值与江苏、安徽地区的吉尼系数同样的低，这反映出江南省份的高人口密度，并与华北地区较高的吉尼系数形成鲜明对照，并进而指出：当人均耕地降到二亩左右时，农村地权分配的两极分化已基本没有空间。[29]三是郑起东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土地陈报问题，认为开展土地陈报的远因是要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田赋不均问题，近因是为了摆脱各省县的财政困境，抗战时期是为了实行田赋征实。但其结果，由于计划欠妥，豪绅反对，册书捣乱，政府执行不力，不仅未能达到初始目的，反而破坏了农村稳定，成为国民政府崩溃的一大潜因。[30]

　　关于农村金融问题，可注意两篇文章。刘克祥利用上百种地方志资料，考察了农村钱庄业的兴衰过程，认为农村钱庄最初发源于货币兑换，全面兴起于甲午战争后各地商品经济和商业流通不断发展之际；到l921—1931年达到高峰，但分布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商品交换和商业流通比较发达、商人队伍较为强大的地区；进入l930年代后，因受到银行业竞争、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的影响以及抗战爆发而全面衰落。[31]游海华考察了1934—1937年赣闽边区的农村合作运动，得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结论，认为赣闽地方政府为缓解农村经济紧迫问题，指导农民普遍组建利用合作预备社，广泛开展信用放款，将政府的“扶农”资金迅速导向边区农村，使现代金融“下乡”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复苏。[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