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5)

　　在社会阶层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涉及了绅士阶层。王先明考察了清末民变与绅士阶层社会地位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清末民变中绅士已处于中心地位，这是由于“新政”给予士绅权力扩张的制度性、合法性基础，而权绅在资源的束聚过程中与民众利益形成直接的冲突，不断以“民变”的方式爆发。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士绅被直接推向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总之，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45]对于乡居士绅向城镇流动的问题，通常认为，这是造成乡村社会正绅枯竭，劣绅当道的原因。吴强华通过考察一个家族的迁移史，认为士绅的地域流动是伴随士绅家族发展而共生的现象，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近世社会莫不皆然，只不过近代的城市化加快了这种过程而已。在地域流动的取向上，主要是由乡村流向城镇，非士绅迁居者更是如此，表明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乡居人口向城镇的流动是全社会的流动。而且，在实际上士绅向城镇的流动，并没有削弱其在乡村的力量。[46]

　　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研究在本年仍是一个热点。高红霞对上海开埠后l00年间福建移民群体发展轨迹、群体结构和特性作了分析探讨，认为上海闽商并未如苏、浙、粤等商人群体一样，随着上海近代化的进程步步崛起，而是呈现整体的退却和部分的活跃的态势。尽管如此，福建人在城市的商业运作和政治表达中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特性，使其在上海城市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于上海闽商的整体退却，与它具有流动性的经营方式有着极大关联，鸦片战争后福建人口大规模向世界各地尤其向东南亚迁移，相对减少了对上海的迁移和投资。[47]

　　朱英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苏州商团的命运，指出：1927年底江苏省政府提出将商团改编为保卫团，苏州商团一直进行抵制，请求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商团条例，并与江苏各地商团一起采取拖延改组或置之不理的策略。到1935年10月，在江苏省政府的严令之下，所有商团一律改编为地方武装，直接受县长及乡镇保甲长之节制指挥，完全失去商团作为商办独立武装团体的原有性质，不可能再发挥其原有的功能，苏州商团遂自行宣布解散。[48]魏文享、赵永利考察了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群体，指出：抗战胜利后，武昌、汉口两地的律师公会得以重建，并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但律师的表现良莠不齐，虽不乏维护正义的律师，而一些律师唯利是图、混淆黑白的行为，则严重损害了武汉律师的形象，故而律师群体社会威望不高。[49]李严成认为民国时期的律师公会，本应是民间社会代言人，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自强”和“民族独立”两大目标的实现，其他政策都服从于这一前提，民间社会也对此认同。于是面对“国权”与“人权”的冲突抉择，以律师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往往放弃对国家权力进行制衡的责任，从而使近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发展逐渐萎缩。[50]尹倩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医师团体及其组织，指出：随着民国时期医师群体专业化进程的加快，医师团体蓬勃发展。林立的各类专业团体使民国医界呈现出繁复杂乱的态势，中西医分野愈加明显，中西医团日趋对峙，医团组织重迭，派别分化严重；学术团体与职业团体逐渐分立。医团之间的分化与融合是民国时期医师团体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对医师群体专业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51]杨品优考察了江西南康县宾兴会在晚清民国年间的兴废。指出：宾兴会是由士绅设立的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组织。清代咸同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地方士绅积极组织团练，参与地方事务，宾兴会承担起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成为一个准政府机构，表明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权的逐渐下移。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康宾兴会才退出历史舞台。[52]洪煜考察了近代上海的报贩群体，包括报贩这一职业的形成、报贩群体的内部组织、生活状况及对城市市民文化发展的影响。[53]

　　对于宗教组织，杨天宏考察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指出：l939年底该会设立边疆服务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推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边疆服务”运动，为此动员教会内外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及边疆服务部同仁，深入川西北、西康及云南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的文化教育、生产生计、医疗卫生、信仰状况、社会习俗、民族关系及边政边务展开调查研究，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边疆研究”的复兴与发展，也推动了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各项社会事业，形成研究与服务的互动，具有学术与社会双重价值。[54]黄志繁、周伟华考察了民国初年基督教江西美以美会的传教活动，认为该会采取教、学、医三管齐下的传教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江西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55]周秋光、曾桂林考察了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认为自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为了传教而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以来，到民国时，教会的医疗、育婴、赈济等多项慈善事业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而趋向世俗化。[56]朱浒考察了光绪二年江南士绅的苏北赈灾行动，认为江南士绅这次行动的直接动机，既是应对外来难民潮的一种努力，也是江南地方性救荒传统的某种延伸。[57]此外，有少数文章考察了晚清时期防疫、避疫问题。[58]

　　九、近代思想文化史

　　本年度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是以耿云志为首的中国文化转型研究，除了他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九卷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外，还发表了三篇文章，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论述了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问题，认为在近代中国，每一次政治觉醒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化觉醒；文化上的觉醒，也总会促进政治变革。但由于近代政治觉醒的优先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中长期存在的泛政治化的倾向。二是分析了近代文化转型中存在的诸如中西文化与华夷之辨、古今文化不同际遇与民族命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制约等问题，认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基本同步的过程，其中最基本的趋势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也就是对外必须秉持开放的文化观念，对内必须坚持人的解放，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的创造精神。三是考察了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保守主义的角色转换问题，认为保守主义在文化转型的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的守护者，只是其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变换。在洋务运动时期，它几乎排斥一切西方文化，要保守住整个的中国传统不变。到了维新变法时期，“师夷长技”已不成问题，它乃要求中国传统政教制度不可变。到了反清革命高潮时期，否定传统政教制度又几乎不成问题，它乃呼吁要珍惜和保存含有民族精神意义的“国粹”。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民族精神生活密切关联的诸多领域都将受一番西方文化的洗礼，它乃提出真正值得保守和发扬的人类文化精神，无论中西都深藏在古代先哲们的遗产中，开始承认中西文化有同一性。[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