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9)

　　综而言之，泛化封建论既袭用“封建”这一含义本来明确的古汉语词，却又全然脱离其原义，所注入的“新义”，又超出“封建”一词词形所提供的意义空间，从而把周秦以下三千余年的中国历史称之“封建时代”，实在是走了偏锋，既与中国历史元典所言“封建”不合，也与西欧、日本所论中古“封建”相异，又与基本承袭西洋史学述事传统的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的论说相违拗。这应当说是郭氏等人古史研究中的败笔，又由此导致相当长时段（至今仍在其间）全社会的历史述事紊乱。兹事体大，不得不沿“《春秋》责备贤者”故例，作此文以辩之。

　　社会性质论战之后，虽然“泛化封建论”及“秦汉至明清是封建社会”的观点在中国渐占优势，但对“封建、封建社会”持不同于“泛化封建论”见解的学者大有人在，他们对于“封建”的滥用，一再提出批评，如张荫麟1941年撰《中国史纲（上古篇）》（见正中书局1948年出版），其第二章这样界说封建社会：

　　“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

　　张氏的这一定义，切合“封建”的固有古义，又与西欧中世纪列国的政治形态feudalism大体相符，并注意了对此一政治形态作经济上的和社会结构上的说明，可以视为一种涵盖东西方诸国封建社会的界说。

　　前文引述过的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也试图从中西历史概括出关于封建社会的共同性，该书导论在广引欧美史学家的论说和《大英百科全书》、《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feudalism词条释文后，对封建社会形成的特权与非特权阶级所作的表述，颇富通识：

　　特权阶级的一切权利义务，都以他的封土为出发点，他对在上的封与者有臣属的义务，特别是兵役的供给。他对在下的臣民有治理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义务的供给。

　　瞿氏以这种标准衡量中国古史，认为“封建时代，应当从周代起。”还说德国大史学家弗兰克（O.Franke今译兰克）“即持此种见解”。

　　不认同“泛化封建论”的还有文化学家梁漱溟和历史学家钱穆。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

　　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于其耕作者之一种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为其要点。他如经济上之不出乎自然经济，社会上之表见身份隶属关系，政治上之星罗棋布的大小单位，意识上之不免宗教迷信等等，大抵皆与此要点相联带者。

　　梁氏根据他对邹平、定县等华北农村的调查得知，多数农民有地，也未受到超经济的强制性剥削，表明中国自晚周以下已从封建制解脱，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他还指出，用近代工业经济来区分“封建制”与“资本制”，则与“封建”原义相差太远。

　　钱穆1940年著《国史大纲》，从政制、学术、经济、国家法律、土地制度等方面论证周秦以下的中国社会“不足以言‘封建’”，此说与梁漱溟、张荫麟、瞿同祖相近，但钱氏还有更进一步的宏议：质疑西方历史分期的普世性。西洋史家谓历史演变，自“封建贵族”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社会，社会史论战中对立两派都接受此说，力图按此模式描述中国历史，而钱氏认为，“中国以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这便是他的《国史大纲》所列：由西周的“宗法封建”到战国的“新军国”，进而到秦汉的“大一统政府创建”，至魏晋南北朝则为“变相的封建”……总之，按中国历史的实际作分段概括，而不以西欧模式硬套。钱氏指出：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①钱氏《国史大纲》的历史分期尚有推敲余地，但他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的思路，闪耀着学理光辉，值得认真体味。而反观前述中国社会史论战之两派，虽论点对立，各执一端，然而却有一个相通之处：双方都以来自西方的历史分期框架为准绳，即都试图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模式裁量中国历史，难免削足适履，牵强附会。

　　就人类历史长河言之，两头的共性显著，中间的个性鲜明：原始社会，或曰氏族制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相对简单，各地域间的文化样式、社会形态差异较小，试比较西亚、东亚、南亚、西欧、中南美的原始文化，共同之处甚多；近代工业文明兴起，资本主义促成世界统一市场建立，诸国各地不仅经济趋同性增强，文化的共性亦大增，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本主义导致“世界文学形成”（指世界共通的文化形成），在这两头之间的中古时期，各文化圈大体是独立发展的，面对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各异，承袭的历史传统又大相差别，故其社会形态、文化状貌异彩纷呈。试图将这个多元的中古世界塞进一种模型内，是劳而少功的，把秦汉至明清说成与西欧中世纪同类的封建社会，其错置自见。而按照中国历史的自身轨迹，如实归纳中国历史的分期，概括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慎选古义与今义既因且革、中义与西义彼此可以通约的语汇加以表述，方为求得真解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