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3)

　　柳宗元对于“封建”和“郡县”两种制度的生成机制及其优劣，作了鞭辟入里的历史主义论述，使“封建”一词含义更为明确，世代沿用不辍。宋人苏东坡在《论封建》中，称“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明人杨升庵，清人范祖禹、魏默深等，均作文发挥《封建论》意旨①。当然，别的声音还是有的，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便论证“封建”的正面价值，认为应当以“封建”弥补“郡县”之缺陷，倡言“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见《郡县论》）。晚清朴学殿军俞樾撰《封建郡县说》，力主封建、郡县“两者并用，然后无弊。”这些政论中的“封建”，要旨在于“分权”。顾炎武、俞樾等人鉴于明清专制君主集权的弊害，试图以“封建”（即“地方分权”）作为调整、改良绝对中央集权的办法。

　　这是探讨封建制的另一种角度。然而，综观先秦、汉唐以至明清，诸先哲们论“封建”，虽然各有切入点、各有命意，却全都在“封土建国”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而并无异解。

　　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史学概念feudalism引入之际，汉字文化圈里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以“封建”翻译之，此一汉外对接，虽有词义引申，却并未发生扭曲。

　　二、清末民初以汉字词“封建”较为准确地对接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

　　西方史学表述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一词，自拉丁文feodum（采邑）演来，与中国古来的“封建”一词的“封土建国”含义颇有相近之处。

　　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feudalism，并非突然降临西欧大陆的，它是罗马时代的社会组织与日耳曼蛮族的军事组织糅合而成的。罗马帝国境内原有许多贵族和大领主，他们世袭占有庄园，驱使奴隶耕种劳作。由于罗马帝国存续着中央集权力量，领主们未能正式割据，但此种结构成为后来的feudalism的源头之一。至于日耳曼蛮族，南迁以前尚处于氏族制社会，各氏族、部落有军事组织“战友团”，首领与部属间以荣誉、忠义相维系，形成有着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的组织，此为西欧feudalism的又一源头。公元5世纪初，日耳曼蛮族越过多瑙河南迁，使罗马时代的集权寡头瓦解，奴隶制也随之崩溃，而罗马帝国广泛存在的领主庄园却得以延绵，蛮族带来的部落习俗与领主势力结合，在原属罗马的广袤土地上建国称王，又将土地及由奴隶转变成的农奴，分封给各战友团首领，并赐公、侯、伯等爵位，谓之“分封”；公、侯、伯等诸侯又将分封所得的采邑分封给属下的武士，并赐予子、男、骑士等爵位，谓之“次分封”。在这种社会体系中，皇帝或国王高踞最上层，中间有各种爵位不等的世袭贵族，称之vassalage（封臣），最下层的是人数众多的农奴或农民，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封建性的等级制度。

　　西欧的封建现象在中世纪初已零星存在，但直至中世纪末期、近代初期才有法学家开始研究它，16世纪法国的法学家以意大利波河流域的封土律为例，考察封建制。17世纪英国的法学家研究本国的封建制，feudalism一词出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拟“封建法律”一目，论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农奴制，给定西欧封建制度的基本属性。至19世纪，feudalism成为表述封建制度的专词。

　　在“封土建国”含义上，中国殷商的封建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有形貌上的类似之处：层层分封，领有家邑、采地的世袭贵族，对上面的王者，是承担军事及财赋义务的封臣，又具备政权独立性；对下面的采邑内的附庸及庶众，则是政治上、经济上的主宰者。这些特征是东西方封建制度所共有的，但两者的内里结构和宗旨又存在明显差异。

　　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是在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崩解后出现的，其时战乱频仍，匪盗横行，民众需要地方上握有强权的贵族出面保护，强权者则通过提供保护以赢得对民众和土地的控制，于是彼此建立一种契约关系（reciprocity contract）：封邑领主对附庸（基础是农奴）提供治安，而附庸则把土地及种种权利（包括新婚初夜权）交付给封邑领主，以赢得庇荫。故西欧的feudalism，本为一个契约形态的法律术语，含义包括强权者对弱者的“保护”和弱者为强权者“服役”这两个侧面，故西欧的feudalaism可称之“契约封建制”。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是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周天子将土地与人民封赐给子弟及功臣，臣属继续往下作“次分封”，领主与附庸间没有契约可言，而是由宗法关系相维系，通过血缘纽带及血亲伦理实现领主对附庸的控制（当然又以武力征服、军事震慑为实行控制的基础），故可称之“宗法封建制”。秦汉以后，“封建”变为“郡县”，但经过调整后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却延袭下来，故秦汉至明清可称“宗法专制帝制社会”，却不宜再称“宗法封建社会”。

　　由于西欧的feudalism与中国周初封建制形貌上相似，故在清末民初，中国的翻译家将feudalism与“封建”在“封土建国”义上加以对接。以严复为例，他对中西“封建”义兼有认识，而且在对译时取慎重态度。1897—1900年间，严氏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对feudalism取音意合译法，谓“拂特之制”。1903年，严氏把英国学者甄克思的A Historyof Politics（可直译为《政治学》）译为《社会通诠》，将feudalism意译为“封建之制”。严复介绍甄克思的历史分期观点：社会进化都沿着“图腾社会或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或国家社会”的路线，而在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之间，有一个“封建时代”，严复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说：“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两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严氏认为，夏、商、周的社会制度与西方的feudalism，在封土建国上相似，两者可以类比，故他将feudalism译为“封建”。严氏还特意点明：中国的封建时代指唐尧、虞舜及夏、商、周，并不包含秦汉以后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