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6)

辛亥革命网 2011-05-08 00:00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冯天瑜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封建”本义“封土建国”、“封邦建藩”,原指殷周实行的分封制,与秦以降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近代中日两国学人皆以“封建”翻译西方

  郭氏上述论说后来有所修改,如他在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之一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认为殷代是奴隶社会;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修订本中,以及后来在由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提出“战国封建说”,建国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多从此说。然而,这些修改,都是在同一个前提下展开的:“封建”非指一种国体和政制,不再取“封土建国”义,而泛指一种社会形态,其特点约为前列三条标准,从而确认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封建经济、政治逐渐解体,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故现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乃至全社会成为流行观点、通用语汇。

  当然,“泛化封建论”风靡现代中国,决不仅仅是某一学术派别观点的功效,它更是一种政治趋向所使然,借用柳宗元的话来说,此为“势也”。这个“势”,首先导源于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又经由中国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的传播,逐渐将泛化了的“封建”概念渗透到学界语汇和大众语汇中。

  将近代中国以“半封建”相称(这一说法的隐含之意为:近代前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始于列宁1912年的著名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文称:

  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①

  列宁对“封建制度”的界定,与他对俄国及东方国家社会历史的认识有关,其准确性这里且不置评,而列宁此一观点对中国等东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是学术上的影响,更是对一个长时段社会革命运动发生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列宁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称之“封建关系或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将其农民运动定位为“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①。

  在列宁及共产国际文件影响下,中国自1923年开始,报刊文字出现以“封建”指称现实中国的落后面,不过,尚未对“封建制度”、“封建社会”作系统阐述,而且有若干其他提法并存。如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文件,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表述中国古代至近代的社会形态,显然受到此间在前苏联和日本进行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影响。而土地革命期间,泛化的“封建”一词逐渐被使用,中共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6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采用列宁的论说,称近代及当时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就认定了清中叶以前的一个长时段为“封建社会”,但仍然没有作具体论证。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以降,以“封建社会”称中古时期的中国,并将现实中国的落后面呼之“封建”,愈益普遍。至30年代初,经由前述社会史论战中泛化封建论者的学理阐发,新义“封建”一词渐渐渗入学界语文和社会大众语文,而吸收并发挥“泛化封建论”,称秦汉至明清为“封建社会”的阐述,也展现于煌煌政论之中。

  四、从毛泽东著作看术语“封建”在中国的定型过程

  为便于说明泛化的“封建”一词是如何走向定型的,我们不妨选取一位代表作者的历时性文字,以透视其过程。下面以毛泽东这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观念世界,并曾长期掌握“话语权”的人物的论著为案例,以观察新义“封建”从偶然呈现、含义模糊,走向普遍使用、内涵明确的演化轨迹。下文所引毛泽东20世纪20—30年代论述,择自(日本)北望社1972年2月出版,竹内实监修的《毛泽东集》,该版本保留了毛著发表时的原始状态。而本文所要探查的,正是当时的语义实态。

  略考毛泽东早期论著便会发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中国社会及其阶级、阶层,没有冠以“封建”一词。其时被指为反动势力的,是“帝国主义、贵族、军阀”。如毛泽东1919年7、8月刊发的《民众的大联合》,讲统治者的联合,提到“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毛泽东集》第1卷,第57页,下引同书同卷,仅注页数)。1923年7月刊发的《北京政变与商人》,说国民革命的使命是,“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第87页)。1925年11月刊发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所列革命对象为“帝国主义”、“军阀”及依附军阀的政派(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新外交系等)(第101—103页)。1925年12月刊发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所列革命对象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派”(第109页)。此时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所论代表了国共两党的认识,其语汇也是大革命时期所通用的。

  如前所述,《新青年》等刊物译介共产国际文件,开始使用泛化“封建”一词,发端于1923年,瞿秋白等中共理论家已频用泛化“封建”概括现实中国,而从毛泽东早期论著看,直至1925年底以前,毛泽东尚未使用泛化封建论的相关提法。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降,随着列宁论著及共产国际文宣材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脱离“封土建国”义的泛“封建”一词渐被广为使用,而毛泽东论著中较早以“封建”标示现实中国的反动势力,首见于1926年1月撰《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该文指出:

  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第154页)

  这里开始将“封建”与“宗法”并联使用,与瞿秋白同年同月的文章《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中的“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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