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8)

　　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官僚资本的垄断的本质。比如，轻工业中的生丝生产，掌握在官僚资本的中国蚕丝公司手中的，只占全国生产中的很小一部分，估计不过3%（据拙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企业生产统计》（未发表）。）但是这并不足以否定官僚资本的垄断，因为全国生丝的出口运销，却全部控制在中蚕公司和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合组的生丝购销委员会的手里。同样，中国桐油生产，主要散在民间，在官僚资本系统之下的，也不占重要地位。但是，全国桐油的出口运销，却有四分之三掌握在官僚资本的巨擘、油料生产和运销的托辣斯——中国植物油料公司的手里（据拙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企业生产统计》（未发表）。）。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要判明官僚资本的垄断性，单看生产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生产和运销联系起来。推广而言，也就是要把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联系起来加以观察。事实上，考察官僚资本的垄断必须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包括金融的垄断，财政的垄断，专卖税收的垄断，乃至公债和货币发行的垄断等等，才能看出它的全貌，才能最后判断它是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一涉及到这些领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洋务派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就出现巨大的差别。别的暂且不论，单是四大家族的金融垄断，就是洋务派官僚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事实上，即使单从生产的角度上看，洋务派企业的专利措施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二者的性质，基本上不在一个范畴之内。以上海织布局的限厂而言，这个主张，首先出自筹办布局的郑观应。他的理由是这样陈述的：“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所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许以专利之权。又如在外国学得制造秘法，其后归国仿行，亦合始创独造之例。兹虽购用机器，似类创法，然华花质粗纱短，不耐机梭，中外久苦其难，今试难改造，实已几费心力，前此并未有成事之人，则卑局固已合创造之例。应请宪恩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卑局数年来苦心钜赀，不致徒为他人争衡，即利效未敢预期，而后患庶几可免”（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七，页九。）郑观应说这段话的时候，是中国境内还不曾有一家现代纱厂，而洋商则跃跃欲试的一八八一年。平心而论，这是不能被指摘为谋求官僚资本的垄断的。至于轮船招商局的规定，它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招商局虽然成立于一八七二年，但是它的酝酿却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年代。在这十年当中，洋务派官僚对商人经办航运的态度，有一个从左到右的反复。当一八六六年最初制定《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之时，洋务派官僚并没有独占新式航运企业的表现。首创其事的曾国藩就明确表示：“以后凡有华商造买洋船，或租或雇无论火轮夹板，装运出进江海各口，悉听自便”，“官不禁阻”（《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页八七○。）至于亲自过问这个章程的李鸿章，他的态度与曾国藩相互一致，更不待言。但是等到招商局成立之时，李鸿章的态度却一变而为“沿海沿江各省尤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指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引者〕商拨订制。”（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一九○五——一九○八年刊，奏稿，卷一九，页四八。）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洋务派企图缓和顽固派对新式航运的阻挠，而不是出于洋务派对商人势力的排斥（参阅聂宝璋：《十九世纪中国近代航运业发展史的几个问题》，见《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页五五——五六。）。李鸿章说：“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轮，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一九○五——一九○八年刊，朋僚函稿，卷一二，页二八。）李鸿章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正是招商局成立的一八七二年。他的不禁，首先当然是指招商局，但由此可知，欲禁者另有人在。因此，当时间进入八十年代，来自顽固派的反对逐渐趋于平静之时，所谓沿海沿江各省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的规定，实际上已难以维持（参阅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一○，页一一——一二。）。

　　由此可见，把洋务派的企业，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这是来自一种没有根据的简单类比的结论。

　　二、洋务派企业是买办的、封建的资本主义企业。因为在洋务派企业中，倡导者主要是李鸿章等封建大官僚，而主持者，又多数是洋行的大买办，这里存在着大官僚、大买办的结合。

　　我们也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在洋务派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企业中，主持其事的，的确都是曾经担任过外国洋行买办的人物，具体地讲，就是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三个人。在洋务派的轮船、电报、煤炭和纺织四大企业中，徐润主持过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先后主持过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而郑观应在这四个企业中，几乎全都插手过。

　　这三个人在他们所在洋行中，的确都上升到比较高的地位。徐润十五岁进入宝顺洋行，二十四岁成为宝顺办房主席的副手，行中之事，由他“一手做去”（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一九二七年刊，页二、八。）。唐廷枢在二十一岁上进入怡和洋行，二十八岁开始主持怡和洋行的船舶代理业务（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见《清华学报》一九六一年六月，第一六七——一六八页。）。至于郑观应，他十七岁进宝顺洋行，管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三十二岁上又被太古洋行聘为轮船公司总理，兼管栈房（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八，页四二。）。相对于刚进洋行的小买办而言，把他们后来说成是洋行的大买办，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