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3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汪敬虞 查看：
原料的剥夺，本身也有一个过程。最初商人还没有切断小生产者和原料市场的联系，小生产者还可以拿自己的产品和商人交换他所需要的原料。他和商人在外表上还是立于平等的地位。等到他固定地和一个商人发生联系，并且以固定的比例交换产品和原料时，事情的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这时小生产者虽然仍在和商人进行“交换”，实际上他已被割断与市场的联系而开始从属于商人，受商人的支配。他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卖者和买者的关系，而是开始带有一点老板和工人的关系的色彩。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商人发放原料而以加工费的支付取代原料与产品的交换。到了这一步，小生产者的原料的被剥夺过程，才算全部完成。
被剥夺了原料和产品的所有权以后，小生产者手中的生产工具，只不过是他的“外表上的财产”（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一九五六年版，第五四页。）。理由是小生产者不能仅凭工具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如果生产工具再由老板提供，那么，这个时候的小生产者，实际上就成为在家内工作而又领取工资的工资劳动者，虽然还不是纯粹的工资劳动者。这种由商人供给生产工具的办法，使劳动者在更大的程度上从属于资本。
由此可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的过程中，小生产者被剥夺的过程，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过程。从所有制形式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小生产所有制的逐步解体，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不完全形态向完全形态的转化。
这个过程，出现在领主制的西欧封建社会中，也相当完整地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地主制的中国封建社会。例如，在传统的手工业——蚕丝缫制业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首先是商业资本在丝业中对小生产者产品的控制。如今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是非常生动的。在江浙蚕丝区，“蚕毕时”，有“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张园真：《康熙乌青文献》卷三，页一。转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版，卷一，页二一八。）“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陈□□等：《乾隆吴江县志》卷五，页一三——一四，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页二○九。）。从这里可以看出商业资本的活跃和小生产者对商人的依赖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收丝商人有可能把这些个体手工业者固定起来，专为自己而生产，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或者规定固定的交易场地，或者指定固定的代理人员，让蚕户按照他们的指示行事。记载鸦片战争前吴门风土的《清嘉录》中说：在江苏太湖产丝区蚕户，“茧丝既出，各负至城，卖与郡城隍庙前之收丝客。”“浮店收丝只趁新”（顾禄：《清嘉录》卷四，页三——五。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页二一○。）。在这里，郡城隍庙是固定的交易场地，浮店则是固定的代理人员，他在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使小生产者“专门为他生产”而广大个体缫丝业者原有的独立地位，则随之开始发生动摇。
商人对小生产者的控制，决不到此为止。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他必然还要通过放款预购，也就是通过高利贷的关系，使小生产者进一步接受他的控制。江浙杭嘉一带蚕户，在蚕丝上市之时，“间遇丝客未至，需用孔亟”，往往乞援于典当（《清史列传》卷二二，页四二。）。这就间接表明高利贷资本非常容易楔入丝客和蚕户的交易之中。在贵州的蚕农中，流行所谓买柘树的办法，来自湖北、四川、福建、云南的茧客，“春时买其树，放蚕于上，茧成来收取之。”（李宗□：《黔记》卷二，页九，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页二一二。）这说明缫丝的第一步，已经纳入高利贷资本的控制之下。
使小生产所有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原料的被剥夺，在蚕丝缫制业中，也若有轨迹可寻。最初是原来自有蚕茧的手工业者不再自有蚕茧而是依靠商人“载茧来鬻”，这时他虽然从自有蚕茧到依赖于市场供应，但还没有固定从属于一个商人，他虽然丧失原料的所有，但仍保持相对独立的手工业者的身份。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原料的供应，在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逐步形成了“代纺而受其值”的制度。到了这个时候，原来在市场上还能自由选购蚕茧的手工业者，只能固定于一个丝行，原来是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此时处于类似加工订货的地位。原料和生产工具而俱失的手工业者，在江南的丝织业中，也可以找到完整的典型。现在还保存着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苏州碑刻，反映了既无原料又无织机的散处机匠在江南丝织业中的大量存在（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一九五九年版，第一三页，《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七期，页四二。）。他们是在家内工作而又向机户领取工价的劳动者，而发放原料和机只，“计工授值”的机户，则实际上是商人而兼工场老板。他和机匠的关系，已经接近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