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5)
辛亥革命网 2011-06-03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汪敬虞 查看：
因此，制茶业中的工场手工业，有多少“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也没有，至少在中国近代企业的发生时期是这样。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云南铜矿的情况。铜矿也是一种可以大规模分工协作的生产企业，在清代的云南铜矿中，分工已经比较固定。这里开采矿石有“锤手”，运矿出硐有“砂丁”，推拉风柜鼓风，使用水龙排水以及选矿、洗矿、配矿等等，都各有专司。单从分工来看，可以说具备了手工工场的条件。当然，应该看到，在清代的云南铜矿中，生产关系比较复杂，这里既有“厚积资本”雇工开采的矿厂，又有小生产者合伙开办的火房。而在雇工经营之中，既有定时发放工资的“月活”，又有分割矿砂，类似工役制的“亲身”。不过无论如何，在发放工资的矿厂中，它们的内部生产关系接近于手工工场，这是比较说得过去的。这也是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看法。
那么，云南铜矿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没有？有的。在一八八七年的云南巧家，就曾经出现过一家用“新法采矿”的公司。但是，这家新式企业，却不是由原有的工场手工业扩大或发展而来的。创办和主持这个企业的人，是“督办矿务、专理滇铜”的前任云南巡抚唐炯，资本则主要来自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票号商人（赵式铭等：《新纂云南通志》一九四四年版，卷二三五，页八。），至于机器和工程技术人员，都一概来自外国。它由筹办到结束，一共不到二十年，唐炯离开矿务局，公司也就不存在了（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一九五七年版，第四六——四八页。）。
能说这是由“原由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保存、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么？应该说，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最后是四川的井盐。井盐生产，也以分工细密著称。在四川的盐井中，“其人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等等名目（温瑞柏：《盐井记》，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页二九一。）。一个井灶工场，一般有二十人至四十人的规模（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一四辑，页七九。一九八二年八月发稿。参阅欧阳云钦：《清代前期四川盐业的生产规模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盐场工人与场主之间，仅有雇佣关系而无人身依附关系（经济研究所藏清代刑部钞档，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页二九一。）。这些都是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井盐业中存在手工工场的根据。
和福建茶园、云南铜矿不同，四川盐井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但生产技术和规模，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而且在九十年代末期，的确在原来使用畜力汲卤的盐井中，出现了机器汲卤对畜力汲卤的取代（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一四辑，页八二——八九。）。基于这一点，人们认为“它同中国大多数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道路不同”，它“是在成熟的手工业工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反映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道路。”（张学君：《论近代四川盐业资本》，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六七页。）
但是，在作出这个结论之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首先在盐井中投资和制作蒸气汲卤机的，不是盐井的工场老板，而是一个长期在内江重庆经营花纱布生意的商人。第二，这个商人之投资制作蒸汽汲卤机，甚至进行组织公司的活动，只是为了从事“包推”业务，亦即“包推盐井卤水，与井户实行利润分成。”（张学君，《论近代四川盐业资本》，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六七页。）
与此类似的情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手工煤矿中，我们也曾碰到过。由洋务派官僚创办的山东淄川煤矿苏家□官煤井和附近手工煤窑之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实。官煤井“旁有民井十余处，悉由官井代为汲水”，民井在用机器汲水以后，所得煤□，“须以四成缴官，以资津贴”（《益闻录》，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这个现象的出现，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比四川盐井出现的包推卤水，利润分成，时间要早十年以上。难道我们可以说山东淄川的手工煤窑用上了这种汲水机器，就断定它是反映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的成长道路吗？当然不能这样看。这不是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的成长，相反，这是官办煤井对手工煤窑的一种压榨。这是对民族资本的压榨，如果它可以称为民族资本的话。当然，四川盐井中出现的包推卤水，不能与此一例相看。但是，如果把它说成是反映了中国原有手工工场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近代企业的转变，那么，它和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同样是不能一例相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