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下）(8)

　　第一次公费留学发生在1872－1910年间，共38年。这是由满清政府派出的。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是官商结合的改革开放活动，为兴办工商企业、新式学校和新式军队，需要派人到欧美各国和日本去学习科学技术。1872年30名庚子幼童去到美国。到1875年清朝政府先后四次共派出120名平均年龄12岁的学生留学美国，其中有50名于1880年进入大学。原想让他们回来报效朝廷，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学习了西方的学术和生活方式后，产生了反封建的思想。这让清廷不悦，故提前撤回了这些留学生，使他们中的多数未能完成原定的学业，但他们仍然成了中国外交、铁路、矿山、电报等方面的干材，詹天佑是他们中最著名的代表。另外还有政界的唐绍仪、首任驻美公使梁诚、首任清华校长唐国安、首任北洋大学校长蔡绍亮等。继派遣赴美留学生之后，清朝政府又于1877～1885年间分四次向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派出近百名留学生，包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阵亡的海军将领。后来官费派遣到日本留学也开始了，且人数迅速增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原落后于中国，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后迅速实现君主立宪和工业化，加入资本主义列强行列，这个事实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人想去看看，日本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其次日本与中国文化相近，向日本学习可能要容易一些。第三日本与中国地理相近，派遣留学费用上要省得多。不但公派，自费到日本的也远比到欧美的多。还有一个情况，为什么四川和湖北到日本的留学生特别多呢？这要归功于黄芝、吴玉章。由于洋务运动，1904年科举停止，全国各省兴办学校如雨后春笋，科学教师奇缺。黄芝、吴玉章1903年到日本后，写了一篇《劝游学书》，并给四川提学使方旭写了一封信，建议每县每年选派1－2名青年来日本速成师范学校学习，这些人回原籍就能充当教师，并建议资助自费生到日本。这一建议被方旭采纳。四川有一百余县，每县都派留学生，还有自费生随之而来，四川留日学生就迅速增多，最多时达二三千人^[24]。这个办法又为其他省仿效，结果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为1300人，到1905年就激增到10,000人，1906年达到12,000人。这些留学生所进之学校有几类：师范、工商、科技、政法、军事。如果查一查清朝末期中央和各省咨议局、官办学堂或各地新军的头目，你会发现大量的日本留学生。例如各地的省级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实业学堂、铁路学堂、法政学堂及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堂等的管理者（监督、教务长等），竟有百分之八十是日本留学生，来自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弘文学院、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成城学校、日本农科大学、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日本明治大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日本大阪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日本岩仓铁道学校等等。如果再检索一下辛亥革命直接参与人员，会发现曾官费留学日本的就有30人，其中著名的有黄兴（战时总司令）、程潜（湖南都督府参谋部长）、范腾霄（湖北军政府副官兼海军参谋长）、蒋作宾（九江都督府参谋长）、蓝天蔚（临时关东大都督）、李烈钧（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李四光（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阎锡山（山西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四川军政府都督），都是同盟会骨干。1909年开始出现“庚款留学生”。原来八国联军侵华后的庚子赔款有4亿5千万两纹银之多（平均每个中国人要承担1两），39年还清，年息4%，本息共计9亿8千2百万两。1909年开始，美国政府放弃中国的未付款项（占对美赔款的44.1%），但要求中国政府用此费用派遣赴美留学生，此事先由“游美预备处”操办，1911年建立“肄业馆”，随后更名为“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按协议庚款留美生前四年每年要送100名，以后每年送50名。最初的庚款留美生中数1909年的梅贻琦、1910年的周仁、竺可桢、胡适、赵元任等最为有名。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公派留学生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第二次公费留学发生在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共15年。主要就是本文前面叙述的辛亥革命稽勋官费留学生近80人和北洋政府派出的人员（包括庚款留美生，和1926年英国、法国、日本开始接受的庚款留学生）。稽勋官费留学生在1912－1913年间均已出国，他们的回国期一般在1916－1920年间，回国后对国家革命和建设都起了较大的作用。考虑到中国北方军阀混战、政府更迭和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因素，估计1914年以后公派留学人员很少。

　　第三次公费留学发生在北伐胜利后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共27年，又分为抗日战争前（1928－1937年）和期中（1940－1945）两个阶段。每年利用庚子赔款都有一批留学生派往美、英、法各国（不再去敌国日本）。庚款留学不是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人的优惠，因为庚子赔款本来就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所以庚款留学生都应当被看作公费留学生。为这件事每年都在清华大学会考选拔，而候选人则来自中央研究院和全国重要的大学。抗日战争前一段比较重要，因为那时国家相对统一，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故公派出国的人多一些。据作者所知，后来的交通大学教授张煦、定居美国的实验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等等就是1935年被中央研究院派遣出去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名单基本上由1912－1934年间的公费、自费留学生组成，其中我们看到了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物理学家吴大猷、吴有训、赵宗尧、严济慈；化学家曾昭抡、地质学家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气象学家竺可桢；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生物学家贝时璋、童第周；医学家李宗恩；生理学家林可胜；历史学家冯友兰；文史学家郭沫若等等。在战争期中这一段，因为我国北方和沿海的著名大学都迁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等）、重庆（中央大学等）和成都（金陵大学等），中央研究院也到了重庆，我国西南地区真是人才济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办学，同仇敌忾，积聚和培养着民族复兴的希望。所以这一时期的公派留学生知识基础扎实、精神状态特好、报国之志明确，他们与同样优秀的自费留学生一起构成了中国科技界强大的后备军，其中我们看到了杨振宁、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邓稼先……。正是这些留学生成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教育、经济、国防大踏步发展的脊梁（两弹元勋基本上来自于他们）。还不应当忘记中国共产党在同期从延安派往苏联的留学人员，他们多数是革命家和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其中我们看到了毛岸英，他的童年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当他在异国学习和在反法西斯战场上锻炼成长之后，又为国牺牲在朝鲜战场，其精神力量是留给中国人的财富。

　　第四次公费留学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1950－1965年），共15年。人民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方向主要是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种专业都有，以科学和工业技术为主。这些留学生构成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科技干部力量，他们中一些人成了各工业部的部长、主要民用和军工企业（冶金、矿业、化工、电机、汽车、电子、原子核、航空、航天）的总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其中一些学习核物理的留学生汇入了两弹一星的国防科研队伍。许多人进入了高等院校的教师队伍。社会、人文与艺术类的留学生也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公费留学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直到现在，已经进行30多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派留学潮。当然更大的是自费留学潮。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随着1979年中国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对外的大门彻底打开。1979年第一批中国公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向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出发。作者本人有幸在访美的第二组（于1979年11月出发），是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由中国科学院派遣的唯一人选和访问美国的第一人。我们这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出生、在新中国红旗下长大、在大学和研究所工作，已经四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突然要肩负新的使命，去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学习新的知识，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啊！使命感是我们的第一感觉。

　　首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国与北美、西欧和日本已经三十年没有人员和技术交流。中国在初期依赖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帮助，后来依靠自力更生，虽然已经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世界核俱乐部。但是由于苏联与东欧国家技术上与北美、西欧比较本来就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的五十年代被援建的工业企业到了七十年代末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的很远，再加上旧中国的底子很薄，我国在经济、科技、文化上仍是一个落后国家。需要奋起直追。

　　其次，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折腾、高等教育出现断层，一下子找不到合格的数量足够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去到外国留学。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关头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远离家庭去带头闯世界，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