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到革命的英勇过渡——纪念自立军起义120周年

辛亥革命网 2021-01-12 09:22 来源:文史拾遗 作者:梁小进 查看:

自立军起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是上承戊戌变法、下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环,是一次历史性的英勇过渡。

  从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到20世纪初的几年,具体来说就是从1895年到1903年长沙华兴会的成立,不到十年的时间,晚清中国就发生了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再到辛亥革命的兴起,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其间,风云激荡,电闪雷鸣,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就是这一系列的历史运动,在不到十年之后,直接导致了一个截然不同于几千年来古国的中华民国的诞生。

  在这样的三大历史事件中,自立军起义为时最短,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是上承戊戌变法、下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环,是一次历史性的英勇过渡。

  一、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自下而上转而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的运动。运动的直接起因,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及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日军突袭驻朝清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到半年,清军先后在朝鲜平壤战役、黄海战役失利,日军进犯我辽东半岛,占领旅顺、威海,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年底,湘军统帅刘坤一率湘军出关援辽,时经三月,终以牛庄失陷宣告失败。清政府丧师失地,只得谋求停战,后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包括3个附件,共19条款,其最重要内容为割地、赔款、设厂制造。这是一个空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后,清政府举借外债,各国纷纷在中国攫取修路、开矿权和海关、盐税、厘金抵押权,以至设置租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局面,陷入一个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

  戊戌变法运动的前一阶段,是自下而上的形式,首先在北京展开。早在清政府谋求议和,以及后来谈判、签约的过程,早已为外界所知。于是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包括相当一部分官员,纷纷上书。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倡议十八省举人集会上书,为著名的“公车上书”,揭开维新运动的序幕。“公车上书”的核心内容为变法,其主要内容为:(一)政治上仿行西方君主立宪;(二)经济上,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新型经济的政策;(三)文化教育上,举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准许民间办报,鼓励出国留学。其后,他们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

  这一些主张得到光绪帝和部分官僚的支持,更得到全国各地进步知识分子的拥护,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成为一股不可阻遏的潮流。全国各省都兴起创报刊、办学堂,举办新式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的热潮,而以上海、广东、广西、湖南、陕西、天津、重庆等地最为活跃。湖南为“最富朝气的省份”,在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和两任学政江标、徐仁铸支持下,维新志士创办《湘学报》《湘报》,创建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成绩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全国创办报刊、学堂、学会共三百多起。

  维新派大力鼓吹开民智、兴民权、改官制、设议院。有的激进派如长沙谭嗣同、天津严复等将矛头指向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和残忍,甚至痛斥皇帝为“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批判“三纲五常”,号召“冲破封建网罗”。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变发生。次年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 4月,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宗旨。一时,封建顽固派群起攻击,说康有为“妄冀非分”“目无君上”。兵部尚书荣禄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也不劳他保。”御史文悌上书弹劾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西太后后来就借用这句话:说维新派“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

  维新派的主张得到光绪帝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他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告变法。从此维新运动转变为自上而下,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诏令共一百多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并改革一些旧制度,撤销闲散衙门。此外,他还采取一些措施,将礼部尚书、侍郎六人革职,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变法进入实质阶段,顽固派的反抗更为激烈,而掌握清朝最高权力的西太后为其总代表。她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朝廷的人事权和直隶与京师的防务。她于9月19日突然赶回京城,21日宣布重新训政,幽禁光绪帝,下令逮捕康广仁、谭嗣同等10人。9月28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人杀害,其他拥护新政的官员被革职、放逐、监禁。废除“百日维新”期间的上谕,撤销改革措施,裁撤的旧衙门全部恢复,新设机构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戊戌变法运动至此宣告失败。

  戊戌政变给湖南的打击十分沉重,巡抚陈宝箴和其他支持新政的官员与举人、进士被革,各项新政废除。

  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结果,极大地刺激了热血沸腾的爱国者。他们满心希望并为之努力奋斗的维新事业,顷刻间化为灰烬。但他们没有消沉和畏缩,而是义无反顾地继续为救亡图存而赴汤蹈火。谭嗣同殉难,其密友、时务学堂教习唐才常失声痛哭,赋诗云“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决心报仇雪恨。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亦大哭曰:“中国流血,自谭公始。我承其后,当以死报。”此后,唐才常出走香港、日本等地,与康有为、梁启超取得联系,又接触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寻找新的救国道路。林圭、李炳寰等十余名原时务学堂学生也东渡日本,继续追随老师。次年,唐才常回国,于1900年7月在上海设立中国国会,其宗旨有:(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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