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到革命的英勇过渡——纪念自立军起义120周年

　　从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到20世纪初的几年，具体来说就是从1895年到1903年长沙华兴会的成立，不到十年的时间，晚清中国就发生了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再到辛亥革命的兴起，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其间，风云激荡，电闪雷鸣，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就是这一系列的历史运动，在不到十年之后，直接导致了一个截然不同于几千年来古国的中华民国的诞生。

　　在这样的三大历史事件中，自立军起义为时最短，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是上承戊戌变法、下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环，是一次历史性的英勇过渡。

　　一、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自下而上转而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的运动。运动的直接起因，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及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日军突袭驻朝清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到半年，清军先后在朝鲜平壤战役、黄海战役失利，日军进犯我辽东半岛，占领旅顺、威海，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年底，湘军统帅刘坤一率湘军出关援辽，时经三月，终以牛庄失陷宣告失败。清政府丧师失地，只得谋求停战，后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包括3个附件，共19条款，其最重要内容为割地、赔款、设厂制造。这是一个空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后，清政府举借外债，各国纷纷在中国攫取修路、开矿权和海关、盐税、厘金抵押权，以至设置租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局面，陷入一个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

　　戊戌变法运动的前一阶段，是自下而上的形式，首先在北京展开。早在清政府谋求议和，以及后来谈判、签约的过程，早已为外界所知。于是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包括相当一部分官员，纷纷上书。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倡议十八省举人集会上书，为著名的“公车上书”，揭开维新运动的序幕。“公车上书”的核心内容为变法，其主要内容为：（一）政治上仿行西方君主立宪；（二）经济上，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新型经济的政策；（三）文化教育上，举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准许民间办报，鼓励出国留学。其后，他们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

　　这一些主张得到光绪帝和部分官僚的支持，更得到全国各地进步知识分子的拥护，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成为一股不可阻遏的潮流。全国各省都兴起创报刊、办学堂，举办新式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的热潮，而以上海、广东、广西、湖南、陕西、天津、重庆等地最为活跃。湖南为“最富朝气的省份”，在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和两任学政江标、徐仁铸支持下，维新志士创办《湘学报》《湘报》，创建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成绩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全国创办报刊、学堂、学会共三百多起。

　　维新派大力鼓吹开民智、兴民权、改官制、设议院。有的激进派如长沙谭嗣同、天津严复等将矛头指向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和残忍，甚至痛斥皇帝为“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批判“三纲五常”，号召“冲破封建网罗”。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变发生。次年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 4月，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宗旨。一时，封建顽固派群起攻击，说康有为“妄冀非分”“目无君上”。兵部尚书荣禄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也不劳他保。”御史文悌上书弹劾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西太后后来就借用这句话：说维新派“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

　　维新派的主张得到光绪帝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他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告变法。从此维新运动转变为自上而下，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诏令共一百多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并改革一些旧制度，撤销闲散衙门。此外，他还采取一些措施，将礼部尚书、侍郎六人革职，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变法进入实质阶段，顽固派的反抗更为激烈，而掌握清朝最高权力的西太后为其总代表。她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朝廷的人事权和直隶与京师的防务。她于9月19日突然赶回京城，21日宣布重新训政，幽禁光绪帝，下令逮捕康广仁、谭嗣同等10人。9月28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人杀害，其他拥护新政的官员被革职、放逐、监禁。废除“百日维新”期间的上谕，撤销改革措施，裁撤的旧衙门全部恢复，新设机构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戊戌变法运动至此宣告失败。

　　戊戌政变给湖南的打击十分沉重，巡抚陈宝箴和其他支持新政的官员与举人、进士被革，各项新政废除。

　　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结果，极大地刺激了热血沸腾的爱国者。他们满心希望并为之努力奋斗的维新事业，顷刻间化为灰烬。但他们没有消沉和畏缩，而是义无反顾地继续为救亡图存而赴汤蹈火。谭嗣同殉难，其密友、时务学堂教习唐才常失声痛哭，赋诗云“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决心报仇雪恨。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亦大哭曰：“中国流血，自谭公始。我承其后，当以死报。”此后，唐才常出走香港、日本等地，与康有为、梁启超取得联系，又接触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寻找新的救国道路。林圭、李炳寰等十余名原时务学堂学生也东渡日本，继续追随老师。次年，唐才常回国，于1900年7月在上海设立中国国会，其宗旨有：（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