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到革命的英勇过渡——纪念自立军起义120周年(2)

　　其后，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筹划发动武装起义，即本次会议纪念的自立军起义。在此前后，林圭、李炳寰等应唐才常之召回国，到上海、武汉，参加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并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骨干力量。自立军分为七军，分别为前、后、左、右、中，另有总部亲军和先锋军。全军由唐才常任督办，林圭为中军统领，驻汉口总机关。自立军原计划分别在汉口、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发动，但由于康有为筹寄经费误期，只得推延。但安徽大通方面没有接到通知，8月9日，秦力山按原计划在大通起义，与清军激战七日而败，牺牲惨重。后沈荩率部起兵湖北新堤，进击湖南临湘，因寡不敌众而败。其他三路则未及发动。8月21日，清政府破获汉口总机关，唐才常、林圭等三十余人被捕。次日夜，张之洞将其中二十余名重要成员杀害。安徽、湖南、江西各地清朝当局也出动兵勇，捕杀自立军将士。据不完全统计，仅鄂、皖两省即有自立军成员三百余人被捕。自立军宣告起义失败。

　　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时间只有六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密切的历史联系和内在发展。

　　第一，自立军起义是戊戌维新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戊戌变法采取的是“伏阙上书”，依靠光绪帝而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其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公开的办报刊，创学会，兴学校。谭嗣同思想特别激进，有“发大难”“流血遍地”的主张，认为，中国“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甚至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希望”，但并没有付诸行动。自立军起义是秘密的地下活动，联络会党，组建军队，实行暴动。

　　从自立军起义的成员来看，其最高首领为唐才常，而主要组织者和骨干多为原时务学堂学生，有名可考的就有20多人，其中7人充当领导者和骨干。所以，毛泽东曾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

　　第二，自立军起义的宗旨，因处于时局的急剧变化、政治环境犹为复杂，一方面受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思想影响，又因接触孙中山，受到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两方面思想交相作用，故体现出较为模糊、混杂的特点。其国会宗旨，既宣布“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又有“请光绪帝复辟”的要求。自立军本身，试图以“勤王”号召天下。因此，其起义的计划，原拟占领武汉三镇以后，即出兵西安，营救光绪帝。秦力山发动大通起义，其檄文宣布“讨贼勤王”“清君侧而谢万国”“请皇上复辟”。

　　但另一方面，自立军的组织者和骨干由于受到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受到孙中山的影响，而其部分组织者和骨干系孙中山所派来的兴中会会员，如秦力山、吴禄贞、毕永年等，因此体现出革命倒清的倾向。他们称孙中山为“中峰”，接受孙中山的指导和赞助。唐才常、林圭等致康有为书中，既有“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又有“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林圭甚至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地说：“今日救国，非要进行大改革不可，什么排满，什么勤王，我都不管，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

　　自立军起义的宗旨和指导思想，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潮由维新到革命过渡时期的正常反映。

　　二、从自立军起义到辛亥革命的兴起

　　自立军起义失败之时，正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日渐兴起之际。其时，在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影响下，一大批留日学生逐渐认为：必须推翻腐败卖国的清朝廷，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并在国内外展开了爱国革命活动。1903年，黄兴、宋教仁等回国，即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并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策划长沙起义。华兴会及其策划的长沙起义，并非长沙一地的革命事件，而是涉及两湖、江西、浙江，甚至河南、四川的多个省区，影响极为深远，时人称为“内地革命之先声”。1904年，长沙起义未发而败，黄兴及众多华兴会员流亡日本，次年又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成立同盟会。从此，中国民主革命走向高潮，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从自立军起义到华兴会的成立，只有三四年时间，那么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自立军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先声。自立军起义的失败，表明依靠拥戴一个皇帝来实现救亡图存的斗争，不论是和平方式的，还是暴动方式的，都已经失去号召力，走到了末路。而自立军内部在宗旨上也不尽统一，既有“讨贼勤王”的要求，也有“革命”“共和”的心声。黄兴等人就是从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中，“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更有不少的参加过自立军或其他活动的人，如蔡锷、杨毓麟、刘揆一等，在起义失败以后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自立军起义在湖南的发动之区常德，在后来华兴会长沙起义的计划中，人数众多，同样也是重要的发动地区，其主要领导者即是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

　　第二，自立军起义与辛亥革命所采取的主要方式，都以暴动为主，但其宗旨和指导思想却有些许之异。自立军起义的宗旨较为模糊，一方面宣示要“讨贼勤王”；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共和政体”、选举总统。辛亥革命则是旗帜鲜明的反清革命。1895年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其宗旨为“驱除鞑虏，建立合众政府”。1903年黄兴创立华兴会，其口号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同盟会成立，其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4年10月初，宋教仁为发动常德会党加入华兴会起义，曾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起义是反清革命，建立共和国，与自立军起义反对慈禧太后而保护光绪皇帝不同。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处于闭塞、落后的社会状况，人们对于救国的道路、目标、方式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也是逐步深入的。寻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和道路，是有一个过程的。自立军的英烈们，以他们的热血和生命，他们英勇的牺牲精神和勇敢战斗，为这个过程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