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父亲耿飚

辛亥革命网 2019-08-21 08:58 来源:耿直坚毅 作者:耿志远 查看:

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耿直坚毅、风风火火!父亲事业上宠辱不惊,生活中平和开明,身后没有钱财,留给我们儿女的是满满的精神财富。

  今年8月26日父亲诞辰110周年。重读父亲百周年时我写的回忆文章,心流涌动!父亲自2000年去世至今已有十九个秋冬,但父亲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见。于是我在过去文章的基础上再做编辑整理,将时常萦绕我心中的点点滴滴增加进去,以此文章表达我对父亲深切的怀念!(注:百周年回忆文章收录在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辈》一书中。)

  说起父亲耿飚,有人评价:“从童工,到将军。耿飚大风大火了一辈子。他文武双全,多才多艺,品德高尚,集菩萨与金刚于一身。放到古代,他就是赵子龙、秦叔宝。放到西方,根本无人可比。上阵,他以一当十,完全可以杀个长坂坡七进七出。坐镇,他足智多谋,胸怀全局。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

  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耿直坚毅、风风火火!父亲事业上宠辱不惊,生活中平和开明,身后没有钱财,留给我们儿女的是满满的精神财富。

  一、命里缺“火”,却风火一生

  父亲1909出生在湖南醴陵,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缺火,因此用了飚这个名字,多了那么多火。父亲13岁到水口山铅矿做童工,16岁参加共青团,19岁转为共产党员,将其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当年从水口山铅矿走出来参加红军的800名工人陆续牺牲,唯剩父亲一人替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父亲1991年再回水口山时被授予“荣誉矿工”的称号。

  父亲是长征中的前卫团团长,开路先锋;解放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杨罗耿”兵团是党中央的“御林军”;是第一位共和国派驻西方国家的大使;而后开辟了与巴基斯坦的“巴铁”关系;开通至缅甸的航线,打通了祖国的南大门;父亲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行动中临危受命接管电视台广播电台;父亲领导成立的反劫机小组,发展成为警察特种部队;父亲是第一个登上美国航空母舰的中国军队高级领导人;他是建国后唯一一位没有授衔的国防部长。

   父亲是一名忠贞的共产党员。自1932年领到党证,无论是战争年代的风餐露宿、枪林弹雨,还是和平时期的出使外国、日常办公、入院治疗,父亲始终将党证贴心珍藏直至去世,长达六十八年!他被毛泽东评价为“敢说真话的好大使”;华国锋笔下的“耿直坚毅”;叶剑英口中的“人才难得”;习仲勋唁电里“最亲密的老战友”;他对党群关系的“耿飚之问– 如果你们犯了事,还会有老百姓为你们求情吗?”在党内和民间流传。

最亲密的老战友

 

   战争中父亲四次受伤。有一次弹片几乎割断他脖子上的动脉,结果脖子上打了厚厚的绷带。陈赓拿他开玩笑说:“别人的绑腿绑在腿上,你却把绑腿绑在脖子上。”每逢提起受伤的经历,父亲就情不自禁地讲打仗的故事:他腿长冲锋时跑得快,敌人还没来得及开枪他已经冲到敌人面前了;肉搏战时他有绝招,与敌人面对面他就一蹲同时马刀砍过去,从不失手。黑夜作战,父亲摸到对方的帽沿就知道不是自己人,立刻绝招伺候;他说一次下雨,部队露天休息,他看到一个人侧躺在旁边的大石头上就说:“嘿,同志,咱俩挤一挤!”,就背靠背一起睡了。谁知第二天醒来才发现那是一位已经牺牲了的同志。

  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时,父亲打扫卫生不慎摔断了腿,中央批准他回国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大腿上打了一个钢钉。晚年父亲的腿常隐隐作痛,于是父亲以电动车代步,结束了几十年的风火岁月,开启了琴棋书画的安静生活。

  二、将军大使和留守孩子

  建国伊始周总理从战场上召回10位兵团级干部出任驻外大使。本打算任命父亲为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但当时联合国未能恢复中国的席位,父亲便改任驻瑞典大使兼任驻芬兰和丹麦公使,成为新中国第一位驻西方的“将军大使”。

  那时未成年子女可以跟随父母出国,我和妹妹在大使馆与父母短暂生活过一段。四岁的我印象模糊,只记得那是个冰天雪地的国度。我脑海中还有几个小片段:有次我站在汽车后座,一个急刹车,我撞到了前座背儿上,牙断了。父亲带我去诊所,疼得我用中文哭骂医生“蒋介石”、“我要枪毙你”。部队出来的孩子,只知道这样骂人;还有一次我拉着木制的玩具猫出去玩儿,被瑞典街坊牵着的沙皮狗给叼走了,害的我大哭;使馆的一位叔叔不会游泳。没有救生圈,于是大家给他腰上拴了五六个气球,没想到气球砰砰地都爆了,这位叔叔就往下沉引得大家跳水救人。2018年8月当我再次踏上瑞典国土时已是七十二岁的长者,还能依稀辨认出老使馆的一些地方,想起当年玩耍时的情景,不禁会心一笑。

  后来政策变化,我们就不再随父母出国。父亲在外交部任职的二十多年里多半在外国当大使,基本顾不上管我们,我家几个孩子由姥姥带。有的大使家孩子兄弟姐妹分到几处,吃百家饭长大。每到春节,外交部就把我们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孩子”召到首都体育馆开联欢会。陈毅老总对我们这些孩子讲话:不许随地大小便。

  父亲当大使的许多传奇故事我是长大后从旁人口中和父亲的《耿飚回忆录》里得知,深感自豪。

  1950年10月1日,父亲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饭店举办国庆招待会,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共和国的风采。

 

在国旗下指挥全体同志唱国歌

  三、文革时期“儿蹬车”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国家处于崩溃边缘。在那黑暗的日子我和父亲接触较多,一来一向公务繁忙的父亲突然闲了下来,二来我是四个孩子中唯一在家常住的。每天我都会把外面的各种小道消息带回来给他,一起交流对形势的看法。这让我对父亲加深了了解。

  父亲被从缅甸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那是个寒冬,我骑了一辆朋友的摩托车带妹妹去机场给父亲送棉大衣,手冻僵了就在发动机上捂捂。当看到父亲默默地随造反派走向一个中巴,我们跑过去把棉大衣送到父亲手里,父亲深情的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话。父亲回来后,就被造反派无休止的批判。隔三差五的批斗给父亲身体带来巨大伤害。有时母亲会把家里存下来的一点人参片给父亲带上,含在口里用来支撑身体。回到家后,他们互相安慰、鼓励。

  我们全家对“四人帮”无比痛恨!我亲眼目睹了:父亲与外交部一些老同志串联、偷偷开会;对造反派让他亮相反对陈毅老总的要求嗤之以鼻;蔑视江青的淫威。尽管黑云密布父亲仍然对国家充满希望。正是这个特殊时期,我感到自己一下子就成熟了。

  我们被造反派勒令从东郊民巷的住宅中搬出,与黄镇同住一小楼,每家三间房。我们在楼上两间和楼下一间,黄家住楼下。父亲本来就和黄镇是好朋友,住在一起后更加深了友谊。楼上楼下他们来往很方便,一起商量外交部文革形势,造反派却没办法监视。他们俩不愿意外出理发,我就给他们凑合着理。他们外出,一起乘公交车,其中一次父亲的钱包被小偷偷了。

  当时造反派找不出父亲任何历史问题,于是专门派人来做父亲工作,希望他“亮相”反对陈毅。但父亲宁愿被批斗也绝不做昧良心的事。父亲非但明确表示“不会做这种事”,还和黄镇一起牵头,带领23位大使联合署名写大字报,坚决保卫党的外交路线。为此父亲和黄镇被造反派定为“耿黄反党宗派集团”。

  “不知悔改”的父亲团结外交部那些坚持正义的干部向周总理反映真实情况。他和姬鹏飞、乔冠华串联,就让我骑自行车带他,姬鹏飞和黄镇也同样让儿子带他们。一时间“儿蹬车”也成了外交部的新名词。

  父亲调到中联部当部长。当时《人民画报》是中联部外文局的下属单位,江青要求《人民画报》为她开设专栏登她的作品。父亲不惧不可一世的江青,说这不符合规矩,拒绝了江青的要求。

  1973年底父亲和外交部的几位领导被指定参加关于外交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江青批判周总理犯了路线错误。期间,江青把几位外事干部叫到家里吃长寿面,说是给毛主席过生日,用意很明显就是让大家跟着她批判周总理。父亲说:“我们才不理她呢,我不愿意靠近她坐。黄镇耳朵不好,我让他靠江青坐。姬鹏飞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指外交部造反派批判姬鹏飞)。我们没有一个跟着江青的。”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点名让中联部的造反派上台发言,发动对父亲的突然攻击。江青还把“批林批孔”的材料送到中联部,父亲鄙视地说他才不给江青回信呢,只用中联部核心组的名义回复。那时部内造反派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涌来。父亲问周总理可否辞职,总理送他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这更坚定了父亲抵制“四人帮”的决心。

   1975年9月父亲在305医院陪周总理接见罗马尼亚外宾,那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会见后总理推心置腹地跟父亲说:“那次‘一·二五’大会上,我很对不起你。有人发言攻击你,我本来是可以不让他发言,是江青递了条子。”父亲连忙宽慰总理,还笑言“这样一来对我倒有些好处”。原来,过去中联部的外国客人来了,往往由“四人帮”会见,父亲陪见。一些老战友以为父亲和“四人帮”是一伙的,有的甚至不理睬父亲了。那次大会后,大家明白了真相,反而跟父亲更亲近了。总理听了父亲的一番“理论”哈哈大笑,护士说总理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事后父亲充满感慨的对我说,总理是中央领导、是老首长,居然对下属道歉。父亲很感动,对总理更加敬重。父亲说他把心窝子的话都对总理说了。

  四、临危受命 拨云见日

  父亲最广为人知的“壮举”可能要数1976年10月6日晚上的临危受命了。华国锋点将、叶剑英同意,父亲被指定参与那晚的行动。21时左右,父亲被急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后带着华国锋的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接管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当晚母亲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我既紧张又兴奋,为父亲能参加这样的行动感到骄傲,想着黑暗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接管广播事业局后,父亲在办公室搭了行军床,吃住都在局里,并向警卫战士下令,有冒充他的签字企图闯入广播室者,立即开枪予以击毙。为了不让家人担心,父亲只给家里一张便条:“告知妻儿放心,很好。六日晚华、叶召 集 会议整夜欢腾……” 父亲一个多星期后才回家。

  2007年我带着我编辑的《耿飚将军》画册初稿给华国锋看,他题词“耿直坚毅”,并亲录了点将父亲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过程。

  父亲跟随毛主席多年,对毛主席非常尊敬。即便这样,当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时,父亲立即表示反对。父亲在1977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奉命登两个凡是社论,我很不赞成,(成员会议上表示)”。由于父亲主管宣传,在社论登出后很多同志表现出对父亲不满。他在2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18:00,王震、姚依林来访。质问为什么登两个凡是,我告实情并说明反对。”

  五、手握重权 不徇私情

  父亲先后主管过多个部门,特别是在担任副总理和军委秘书长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不少人找他办事,有些还是受人敬重的大领导或朋友,但父亲从来都是秉公处理,按规矩办,不怕得罪人。他从不吃请,不收礼,两袖清风。

  在父亲分管民航期间,桂林附近发生了一次客机机毁人亡的事故。当时飞机属空军,地面指挥为民航局,究竟责任在空军还是民航存在争议。在开始调查事故原因前,某中央领导人已显露出袒护一方的意思。但父亲不怕得罪那位领导,组织各方专家认真调查研究,客观地找出了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并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报告了情况。

  曾经有一位父亲所敬重的领导的秘书犯了严重的泄密错误。尽管有人说情,父亲还是秉公严肃处理了这位秘书。

  党内一位资历很高的老同志出访泰国时,要求军方高级领导陪同。父亲鉴于军方刚刚出访过该国,没有同意这一要求。事后老同志竟然在一次严肃的党代会上报复父亲,用谣言攻击父亲。

  父亲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该委员会急需人才。我是清华大学毕业,想着自己符合条件,就向父亲提出调到外委会工作的意向。哪知父亲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我很纳闷,我的两个清华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壳”呢?父亲耐心却坚决地说:“你的同学,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动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适合,影响不好。”

  后来我在朋友王军的帮助下去中信集团当了一名职员。没曾想一封匿名揭发信送到了纪检部门,说父亲为儿子的工作调动搞“特权”。中纪委派员对此进行调查,最终查明在我工作调动上,父亲别说插手,他根本就不知情!事后父亲和我说,他也受过暗箭的伤害,只要我们坦坦荡荡做事,不要理会那些躲在阴沟里的家伙。2016年我遭到诬陷,又让我想起父亲那时的话。

 

  六、对待同志 重情重义

  文革期间父亲被选为九大代表,住在京西宾馆,看到了多位许久未见的老战友。例如,独臂将军余秋里,他只有一支手,洗脸不方便,父亲就帮他拧毛巾;胡耀邦情绪特别低落,父亲便鼓励和安慰他。粉碎“四人帮”后,我与宋扬之、胡劲波、朱佳木去胡耀邦家串门,胡耀邦很感慨地对我说起九大与我父亲见面的情景:“那时候我被批的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怂得很。你父亲鼓励我,说你有什么问题?! 是从小参加红军的红小鬼!”

  1959至1961三年困难时期,外交部的干部们普遍营养不足。父亲求助过去部队的老战友,要来了车、枪、子弹,到内蒙打黄羊。他还凭着过去在庆阳搞大生产的经验,发动外交部干部开荒种大豆、养鱼,给外交部的干部们补足了营养。他自己却得了浮肿病,指头按下去,脑前门就是一个坑。

  父亲担任中联部部长时,积极想办法解决干部群众的生活困难,建食堂、浴池、宿舍,多年后还听中联部的干部津津乐道这段历史。

  驻缅甸时,缅文翻译程瑞声夫妻两地分居,父亲亲自协调各部门帮助他们二人团聚。程瑞声担任驻缅大使后,给我讲起这件事,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

  粉碎“四人帮”后,老干部们从压抑了十年的情绪中解放出来,看电影成了缓解压力的一项活动。父亲当时分管宣传,每周末请许多老干部一起看电影,加强老干部之间的联系。父亲让我推荐电影,每次一部国产片一部外国片。

  父亲时时关心着农民,退休后一直担任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的会长。他把家里的客厅布置成会议室,方便大家商讨会里的事,他告诫同志们“永远不要忘记农民要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父亲躺在病床上时,还在关心着研究会的事。

  七、文武双全 多才多艺

  父亲好学,思想开明,热爱生活。每每父亲接触到一件新鲜事物一定不耻下问,动手鼓捣,总能设法拿下这门知识或技艺。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也不设限,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父亲小时候就酷爱读书。家里太穷,只念过几天私塾。参加红军后,只要有机会看到的书,都如饥似渴的读。父亲整天行军打仗,没有固定的住处,只好看完一本就丢掉,再换一本,实在觉得好的书,舍不得丢,就背在身上。读书多,遇事办法多、点子多,在部队是个足智多谋的参谋长。到外交部工作后,连陈毅元帅都误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

  父亲喜欢逛旧书摊。厂甸、东安市场是他常常光顾的地方,看到喜欢的书就买下来。家里有许多纸黄黄的线装老书,字那么小,但他读起来津津有味。他兴趣广泛,不论是历史、科普、文学的书籍,他都读。有时候给我们讲历史故事,讲古诗。他还非常喜欢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香港风靡的时候,就托人买回,我们家就有了从香港买回来的金庸、梁羽生的全套武侠小说,还有不少武侠录像带。

  父亲爱摄影。1931年打下漳州后,他缴获了一台照相机,跟照相馆的师傅学会了冲胶卷洗照片的技术。以后父亲就一直背着这台相机及能搞到的显影、定影药,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南北,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1936年为协助到访的斯诺了解苏区和红军,领导说服父亲上交了他在长征中的日记和照片。翻开斯诺的《西行漫记》能看到父亲拍摄的照片。斯诺对长征的描写,有些也得益于此。解放后父亲千方百计地寻找这本日记,都没有结果。这是父亲的一大憾事!我后来也一直试图寻找这本日记,希望替父亲实现他的愿望,但至今没有任何线索。2012年父亲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评定为中国战地红色摄影家。目前这台相机保存在湖南醴陵。

  也是在漳州,父亲学会了开汽车。他曾开着卡车把聂荣臻等接到张家口,还曾把一辆故障车用前加力档从河北开到天津。他还开摩托,有一次转弯不及,把摩托开到麦田里。也曾被路上的石头把吉普车颠翻,那次翻车同车的人受了伤,他自己倒没事。1950年父亲被调往外交部,19兵团的战友们欢送他,把他喜爱的吉普车送给他带往外交部。父亲在瑞典做大使,参加考试拿到了当地的驾驶证,于是经常自己开车到处了解情况,被瑞典媒体誉为“自己开车的大使”。晚年,父亲的驾驶技术也没有“荒废”,他开上了孙女给他买的电动车。凭着这辆电动轮椅,多次受腿伤的他在家行动自如,笑称自己是“老年飙车族”。为了方便他“飙车”,家里的门槛都被锯掉了。他开的很“溜”,还向来访的姬鹏飞显摆开车技术。

父亲开得很“溜”

姬鹏飞的开车技术不行

  父亲年幼时跟一位老师傅学过修表,以后他给很多同事修过表。外交部的韩念龙副部长是钟表的收藏爱好者,父亲把他的那些老古董钟表都摆弄好了,我的许多朋友都来找父亲修表。父亲专门给自己配备了全套修表工具,放大镜一般是夹在眼框中的,很不舒服,他自己制作了一个套在头上的弹簧,不必再把放大镜夹在眼框里。

  父亲尤其喜欢摆弄电器。他学会了使用万用表,孙辈们很是崇拜……父亲对许多电器都很好奇,经常把新到手的电器拆开看看究竟,但有时拆开了装不回去。他八十多岁的时候,看到我们都买了电脑,也要一台。我给他买了电脑并装上跳棋等游戏,很快他就能熟练上阵了,有时和妈妈在电脑上对弈。

看太爷爷在修理电器

输了

  父亲还喜欢雕刻,他不但自己刻章,还给我们每个子女刻了章。晚年他喜欢画画写字,他画竹,他说他只画直的竹子,代表了他耿直不屈的性格。他练字从不照字帖练,不学别人的体,他只写自己的字。

  父亲酷爱下围棋,他说围棋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全局思维。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教会下围棋,从让九个子开始,直到能与他旗鼓相当。大家为他在办公室设了一张床被他拆了,换成了一个棋桌,方便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偷闲下下围棋换换脑子。他常常扭着碰到的人要求对垒,我的好几个朋友和他下过,曹吉东被他评价为“臭棋”。退休后他有更多的时间下棋,经常让我陪他。下棋很耗时间,父亲每次对我说只下一盘,但总是按住我要连下四、五盘。有时候父亲要悔棋,我就抓住他的手:“妈妈快看,爸爸悔棋了!”时而他用计使我中招,我没办法悔,只好“算了”,父亲会眨着眼得意地笑着说:“你不算了怎么着!”

吸着氧气下棋

不许悔!

  父亲喜欢打猎钓鱼。有时我们天不亮就驱车到远郊打野鸭子,选好靠近湖边的地点,在水里放上两只塑料鸭子,静静地蹲守着。往往我们空手而归,可父亲还是兴致依然不减。抗战期间他驻防庆阳搞大生产,就带领部队开荒打猎,曾经把打到的老虎送到毛主席那里。父亲长征过草地的时候就曾以钓鱼充饥,把枪的通条弯成钩钓鱼,颇有成果。解放后他置办了全套钓鱼工具,四处寻找钓鱼的好地方,还研究鱼出没的规律。记得在青岛的海边碰到鱼群,一杆下去,可以同时拉上两三条。父亲还曾经钓到小鲨鱼,他把小鲨鱼泡在酒精里做标本。

  父亲担任驻瑞典大使后,和母亲两个人专门请了英语老师学习。他们两个平时互相说英文,还买了不少英文书。我看到那些书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红色和蓝色勾画和注解的痕迹。他们买了成套的英文教学唱片,看着残旧的手摇留声机和后来的电动留声机可以想象他们那时努力学习的情景。

  父亲从国外带回了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和卓别林、米老鼠和唐老鸭的无声电影,给全家带来欢乐。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民只能观看八个样板戏和地雷战、地道战的时候,我有幸在家偷偷招待了不少朋友看小电影。

  父亲喜欢摆弄枪。老战友聂洪钧有一支带瞄准镜的小口径步枪,父亲就扭着聂洪钧交换。父亲拿一支崭新的小口径外加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半导体是最时髦的东西)换来这支带瞄准镜的小口径。后来聂洪钧的儿子聂平说他们换亏了。

  父亲经常兴致勃勃对我们讲什么样的菜应该怎么做,有的时候还亲自下厨做两个菜。我特别喜欢父亲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汁很多,西红柿和鸡蛋是充分融合在一起的,不像其他人做的西红柿与鸡蛋分开。家里做饭的是个战士,父亲从来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但主食上他保持了南方人的习惯,只吃米不吃面,母亲相反,只吃面食不吃米,所以家里每顿饭必有米饭和面食。

  父母每天吃完饭会在院子里散步,冬天就在房子里散步。我们家是一个“井”字形的房子,围着天井是一圈走廊。每天父亲在前面走,母亲跟着,然后是他们的小重孙女宝宝,最后是小狗里根。这个队伍要围着天井走几十圈。

  父亲也带领我们赶时髦做了一些现在想想颇为幼稚的事。1959到1962的三年困难时期,报纸上宣传大搞“超声波”,烧水、做饭无所不能。父亲动手制作了“超声波”的设备,油桶接出一根皮管,皮管一端固定了一个刮胡子的刀片,水在油桶中烧开后,蒸汽吹动刀片产生“超声波”,把皮管放入盛满花生油和水的碗,水和油混合了,变成乳白色,这大概就是报上说的水变油吧。大家楞楞地看着这乳白色的液体,没人敢吃。当时我们还按报纸上的提法,在家里培养小球藻,一罐一罐的,摆满了窗台。

  八、母亲的帅哥,我们的偶像

  父亲第一次的婚姻不成功,两人性格严重不合,前妻不辞而别。1937年父亲带部队驻守甘肃庆阳,保卫延安。受共产党的影响,母亲参加了边区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边区政府办学校,母亲带头参加成为了一名教员,挨家挨户动员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出来上学。经常的接触使父亲和母亲产生了感情。当时的庆阳是个十分封闭的地方,习俗是有女不嫁外地人,更不要说嫁给一个当兵的。战友们关心着父亲的婚姻大事,于是尽力撮合,克服重重困难,说服了思想保守顽固的外祖父,同意把自己的独生女嫁给父亲。

   他们在小学教室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从此,无论顺境逆境母亲跟随父亲不离不弃。他们聚少离多,父亲在前方打仗,母亲在后方不但要照顾我们,还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为党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1991年7月1日,金婚纪念日

  父亲不主张在家养狗,可是母亲很喜欢。有一次,父亲趁母亲不在,让警卫员把狗送给动物园了,母亲回来又把狗要了回来,父亲也就不再说什么。父亲去世多年后,儿媳指着父亲的照片向年逾九十的母亲说“老爸爸英俊”,母亲幽默地搭腔道:“他不英俊我还不嫁他哩。”

  我在国外经商,将赚到的第一笔两万美金托人带给父亲。他感叹的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他和母亲在延安党校学习时,正值大生产运动,父亲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纺车,与母亲两人每天纺线线。他们用纺线线攒下的钱换了几两黄金保存了下来,以后把黄金改造成几条细细的项链给我们每个子女。

  父亲退居二线后,时时还想着国家的事。记得有一次我了解到有位国内的专家发明了先进的加密算法,密码长度很长,但速度极快。父亲知道后很重视,马上把该技术的介绍要过来,批给有关单位研究。父亲在部队是个老参谋长,对密码的重要性非常清楚。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休假回国。他的老战友杨成武邀他前往叙旧,我也跟着去了。当杨成武请父亲参观前沿工事时,父亲不论我怎么哭闹,坚持把我留在车上不准下车。他说这是保密的,你不能看。

  他做事雷厉风行,想到的事就立即去做。父亲就曾多次批评我,说今天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天。

  父亲从来都尊重我们孩子自己的选择。我1973年结婚,婚后决定不要孩子。当我告诉父母时,父亲说你决定了我就支持,母亲对此却有些耿耿于怀。

  1964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1965年工程物理成为清华大学最热门的学科,那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工程物理系。为此,父亲非常高兴,少有的频频对别人夸耀“志远是考上的”。

  对于我们孩子来说,父亲特别慈祥。记忆中父亲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没有第二次。我小学二年级,父母从国外回来休假,每日早饭后必看报纸。有一天我撒泼把父亲的报纸撕了,父亲很生气,把我扔到黑洞洞的储藏室关禁闭。从那以后我没敢再撕父亲的报纸。

  我们一次到野外打野鸭子,父亲下车去湖边看地形,我胡乱摆弄留在车里的猎枪,不小心触动了扳机,“轰”的一声,走火了。父亲急忙赶到车里,看到我吓得脸煞白,父亲没有批评我,只是说以后一定要小心。

  九、永远怀念父亲

  八十年代末我去国外生活了五年,举目无亲,非常想念父亲和母亲!父亲回甘肃庆阳的录像带我一遍一遍的看,不知道有多少次。我1993年回国,一眼看到父亲头发白了,背驼了,不再挺拔了,完全是一个老人的样子,我握住父亲的手叫了一声“爸爸”,眼泪在眼眶里转,强忍着没有流下来。

  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变得很固执,不愿去医院,每次去医院都是已经到了抢救的程度,病情稍微好一点就要回家。看着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心里焦急万分。

  2000年6月23日是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301医院的病床上昏迷已三个月,肾功能衰竭,全身肿胀。如何把体内的水排出,医生们已无力回天,我们看着父亲肿胀的面孔,心里痛苦万分。6月22日夜奇迹发生了,父亲的身体突然自己开始排水,从鼻饲管反流,从身体出汗。23日凌晨,父亲的肿胀完全消失,安详地躺在病床上,恢复了往日的容颜。医生们感到惊奇,无法解释。几十年的部队生活,练就了父亲的军人作风,即使在家里,他也是衣装整齐,风纪扣紧系,身板坚挺。我想一定是父亲要走了,自己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

  父亲去世前送我过一块电子表,我一直佩戴至今长达二十多年。虽然它不值几个钱,但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戴着它就好像父亲时时刻刻在我身边。

  父亲的一生,有高潮也有低谷。曾经被人诬陷,也曾被某领导人不当地批评。父亲即使自己再受委屈也会顾全大局,从不怨天尤人。父亲,你是老干部中典型的一员,对党国家人民忠心耿耿,刚直不阿,廉洁奉公,我以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父亲,你走了,我知道你在天上看着我。我尽微薄之力为国家做了点事,虽遭诬陷,你放心吧,我没有给你抹黑。今后也绝不会给你抹黑。

  父亲,你和母亲共同生活了六十余年。我知道你最惦念的就是母亲,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母亲。

  父亲,你一定会感到欣慰,从你身边走出的国家领路人,正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你放心吧,你终生奋斗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父亲,我们深深地怀念你,爱着你!

儿子儿媳在父亲墓前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在线投稿
   2008-2019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9017968号-1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40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