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下）(6)

　　杨铨（杏佛，1893-1933，江西玉山人）：1912年他去美国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复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1918年归国，历任汉冶萍煤矿公司会计主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教授。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和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留美同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向国内传播科学救国的思想。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后，杨杏佛等人在南京城北成立以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国民党第一区党部。1924年夏前去广州，再任孙中山秘书，奉行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底随孙中山先生北上。在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任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促进北伐和上海光复。1928年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他任总干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杨杏佛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共同组织起一个专门保护与营救所有抗日爱国“政治犯”，争取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爱国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为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做了大量的工作。1932年他发起技术合作委员会，支持十九路军凇沪抗战。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的时候，蒋介石却强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专心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对共产党和各界进步人士施行白色恐怖。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于南京^[21]。遇难前几个月，他曾应《东方杂志》之约，写下他的理想：“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杨杏佛为实现这个“梦”努力奋斗了一生，走完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历程。

　　李四光（仲揆，1889—1971，湖北黄岗人）：1913年李四光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决意回国效力。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回国途中特地取道莫斯科。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兼任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30年参加南京中央大学整顿，任代校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31年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后来又获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出席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后滞留英国养病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中国人民政治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同时，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再经德国、瑞士、意大利和香港于1949年12月秘密回国。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四光于上一世纪20年代创立地质力学，研究地壳运动现象，将各种构造形迹看作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这一地质力学的基本概念，为探索地质自然现象提供了新方法，为研究地壳运动规律开辟了新途径，开创了地质科学的新局面，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理论为我国石油勘探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他运用地质力学分析我国东部地区地质构造特点，认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远景，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国贫油”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相继发现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在地震地质工作方面，他强调在研究地质构造活动性的基础上，观察地应力的变化，为实现地震预报指出了方向。此外，李四光早在20年代初，就实地考察了我国太行山麓、大同盆地、庐山和黄山等地，先后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推翻了国际上许多冰川学权威断言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1958年，李四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虽然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及地热利用等工作中去，直到辞世。

　　林启庸（叔彦，1892-1962，四川资中人）：1912年秋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916年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他牢记孙中山先生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在铁路上实习，不惜从火车司炉工做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苦环境中发奋攻读，成绩优异，并与李四光等交厚，在旅居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二李（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学；李宗恩，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医学）、二林（林启庸，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林可胜，在爱丁堡大学学习生化学）的美誉。他在1918年按官费留学规则学成即回北京政府教育部报到。不期遭到冷遇，等待两月无人过问。原来，北洋政府正值段祺瑞掌政，忙的是军阀内战，把国家建设束之高阁。真是国运多舛，报国艰难。他大失所望，本想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护法，经林启一规劝决定去获取铁道工程经验，遂乘船重返英伦。到总部

　　设在格拉斯哥的建设、经营全苏格兰铁路系统的卡尔东宁铁道公司（Caledonian Railway）就业近七年，先后任练习生、工务员、终于成为铁路工程师。同期在

　　皇家技术学院（Royal Technical College）攻读应用科学（工程）硕士学位，1924年毕业。在业余，他任Glasgow 大学中国－苏格兰协会的中国秘书，促进了中英两国青年的友谊。他最后于1925年返国。1926年3月－1928年10月，林启庸先后任成都市政府科长、工务局局长，主持东城区和春熙路改造工程，使古老的市区街道变成近代模样，中间竖立了孙中山先生的立姿铜像，气象为之一新。 1929年3－6月，他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技正，曾参加沪宁线改道工程和钱塘江大桥规划。在部里他对派系争斗和贪污腐败现象不满，与铁道部部长孙科顶撞，遂拍案而去，从此与铁道工程无缘。1929－1935年，林启庸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土木系系主任^[22]，参与设计的中央大学铜顶大礼堂具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是中国大学最著名的建筑，国民政府曾在此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