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下）(5)

　　1920～1924年北京政府为直系军阀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压制日本的扩张，依靠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在气势上压倒了依靠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接着，昔日倒皖的盟友直系与奉系因胜利果实分配不均，在组阁等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愈演愈烈。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直系击败奉系，独占了中央政权。新胜之后的直系脱下“爱国”、“进步”的伪装，镇压工人运动，造成“二七”惨案，暴露了它的敌视人民的本相。他们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恢复国会，逼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继之又对黎元洪“逼宫夺印”，接着直系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通过贿选，让曹锟当上了大总统，搞得举国哗然，丧尽民心。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前奏，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大举进攻，直军作战不利。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腹背受敌，吴佩孚失败南下，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告终。

　　1924～1928年北京政府进入东北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他们抬出皖系首领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实际则在背后操纵。段祺瑞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纵横捭阖，敌与友之间根本无一定之分。张作霖、冯玉祥、孙传芳等分分合合。张作霖最后退出北京时被日本人炸死。

　　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各阶层人民对封建复辟、军阀混战、卖国求荣与虚假共和愤恨至极，国家的命运让忧国忧民之士魂牵梦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东方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反思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大批判，喊出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企图对中国重新瓜分的巴黎和会更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工人、农民开始觉醒，要向俄国工、农、兵那样做国家的主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民族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1917年和1920年两次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累遭军阀（桂系陆荣廷、粤系陈炯明等）叛变而失败的沉痛教训，明白了靠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是没有出路的。他的思想开始升华，要以俄为师，于是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重建了统一战线的中国国民党，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南方国民革命军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和农民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使北伐时机成熟，中国革命终于见到了曙光。应当说，从建立中华革命党到重建国民党这一时期，虽然孙中山先生的坚定支持者有廖仲凯（1925年被国民党右派暗杀）等人，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宋庆龄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和生活伴侣，孙中山先生的这一历史跨越却为不少过去的追随者所不容，他们形成了国民党右派来反对他（例如最早的追随者冯自由、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等均是）。汪精卫和新到的蒋介石则表面上服从，实际上潜伏着，准备在他身后背叛。而孙先生却力排众议，对新的革命一往情深。1924年11月，他抱病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不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香山逝世。在弥留之际，他谆谆告诫全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致电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他的心念是转向于民族革命运动；要国民党长此继续与苏联政府携手，深信苏联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的援助，并希望不久即将破晓……。笔者每到南京中山陵瞻仰遗容和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念到这些遗言，必泪如泉涌。一代伟人，“出征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七）留学春秋

　　科学救国曾经是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怀抱的理想。但过去许多人的科学救国局限于工业救国、实业救国、航空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即把“科学”偏重理解为“自然科学”。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部人类科学，科学救国的口号才是正确的。

　　因为科学的发展，近三百年来欧美多国（不是全部）跑在了中国的前面，中国的滞后差不多从清朝开始。积贫积弱的“中央大国”终于尝够了被欺凌被掠夺的滋味。不屈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一个学习西方的过程。170多年前开始的反抗，终于在100年前的辛亥年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结果。但辛亥革命只解决了帝制的问题，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基本上没有变化。一个农业大国的可耕地仍然由占总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占有，而他们的政治代表从满清皇帝变成了握有军权的大小军阀，为首的北洋军阀承继了满清的封建衣钵，对内压榨，对外投降，用出卖主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和枪炮，用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一点也没有推行。中国革命仍然任重而道远。

　　为了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许多革命的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继续着学习西方的过程。出国留学是一个捷径。让我们看看几个被孙中山先生遴选的辛亥革命亲历者、稽勋官费留学者后来的人生里程的事例，颇发人深省。

　　吴玉章（永珊，1878-1966，四川荣县人）：1913年去法国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在那里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沟通中西文化和为华工争取福利，1915年他倡办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更多的人到法国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和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希望在动乱的环境中培养人才。1917年回国，举办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重庆中法大学，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潮，并宣传马列主义和开展工农运动。1925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高层做统战工作，是国民党“二大”的秘书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他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他被组织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曾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并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曾奉命去巴黎办《救国时报》，在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1938年在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历史，同时参与领导召开了第一次新文字代表会，拟订了中国拉丁化的文字改革方向。1938年他回到延安，担任过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1949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同时担任中央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还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领导了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正是由于他的革命经历、精神和高贵品德，早在40年代，他就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五老”。 为了表彰他的功绩，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寿辰庆祝会，毛泽东亲临致祝词，说他“一辈子做好事”，号召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吴玉章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他桃李满天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好几代人才，是当代中国革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