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下）(7)

　　在中央大学1930－1932年的动荡时期（继首任校长张乃燕因经费辞职，第二任校长朱家骅又因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辞职。中央大学曾被停办，教员也被欠薪三个月），林启庸营救过被捕的进步学生。他培养的学生有的后来对中国建设卓有贡献，典型代表有黄文熙（1937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后历任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清华大学教授、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著名的岩土工程和水工建筑专家）和沙玉清（毕业后先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后留学德国汉诺佛工科大学，又到英国、法国、荷兰考察水利，回国后参与创办西北农学院，长期任水利系系主任。1946年任中央大学土木系系主任。1952年重回西北农学院，担任水利系教授兼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是中国泥沙运动学的创始人）。1936年林启庸去行政院下的导淮委员会任主任工程师（导淮委员会是成立于1929年的国家水利建设部门，时任代理委员长是陈果夫），直到日寇逼近南京。由于是公务员，随政府机构最后撤离，不但备尝艰苦，而且丢失了多年积累的全部书籍、资料和文稿。1937年11月－1947年，他在四川省建设厅任一级技正和第三科科长，曾在彭县官渠堰工程处任工程师兼处长。由于二战期间中国大后方建设工程很少，未闻有重要的工程建树。1947年12月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都分会成立，李镇南、林启庸分任正副会长。1947年林启庸被聘兼任四川大学教授、土木水利系系主任，一年后离开四川省建设厅，专任四川大学教授、工学院院长，直到1954年院系调整成立成都工学院为止。最后八年他任成都工学院教授，直到病故。在他执掌四川大学工学院的战后时期，官场腐败、纸币乱发（金元券、银元券），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却还要打内战，镇压“反饥饿、反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在那混乱的年代，国立四川大学经费很少，工学院师资缺乏，差点办不下去。林启庸兢兢业业、励精图治，聘请了一批专家、增添了图书、仪器，不但坚持了土木水利系、航空系，还增添了化工系。1949年又把机械电机工程系划分为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他治学严谨，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对各重要学科，坚持每周考试^[23]。他亲自讲授《弹性力学》、《结构力学》、《桥隧工程》等课程，并指导青年教师进修。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平易近人，颇受师生欢迎。他的工作为1954年成都工学院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林启庸一生为人正直，恨贪

　　污腐败，与官场无缘。学成归国以来，遇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失建设机会，等到解放后和平建国时期，然而老矣，虽算桃李芬芳，但无缘亲身在重要工程中施展，不曾为中国修得一里铁路，有负所学，尤其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嘱托和期望，是一生遗憾也。对于父亲的怀才不遇，多年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当一个国家急需政治革命和革命战争来破旧立新时，不问政治的“科学救国”是行不通的。不到政治清明时，“科学救国”无用武之地！

　　（八） 东方拂晓

　　一代伟人孙中山逝世后，真心实意继承它的遗志推进中国革命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它影响下的中国国民党左派（以宋庆龄为代表）、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和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阀的根本区别在于阶级立场和建国目标的不同。前者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进一步发展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是中华民族对外独立自主的、对内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民族主义国家，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这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并扶植民族资本发展的民生主义国家，故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是相同的，这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理论基础。但是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阀代表的是大地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要建立专制、独裁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要维持统治就要为帝国主义谋取在华利益以换取外部支持。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仅仅是投靠的外国不同的矛盾，是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中国的体现。这就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我们看到国民党右派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吓破了胆，对共产党对军队的影响吓破了胆，所以1927年4～7月要发动清党、分共，要宁汉合流，在三年内就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五十万人。这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起来反抗，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独立地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向前推进。

　　中国共产党的非常可贵的品质之一是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是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思想的体现。另一宝贵品质是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学习、自我完善、反复纠正错误、永不固步自封地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真理的精神。在建党九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它自己纠正了陈独秀向蒋介石示弱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纠正了三轮忽视敌我力量悬殊、进行中心城市暴动和“拒国门之外”阵地战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抛弃了苏联模式，走出了别具一格的“农村包围城市，再夺取城市”的道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能够采取重启国共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抗日战争中保持独立性的战略，所以使中国革命力量能不断壮大，从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民族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行土地改革，进行经济建设，初步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它纠正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大跃进的经济盲动主义错误、超越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关系盲动主义错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造成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错误。终于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于是迎来了最近三十年来国民经济、科技、国防的长期高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超过英国、德国、日本，而达到了世界的第二位。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这个关头，中共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环境，争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和谐发展。抓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反腐倡廉，保证社会长治久安。

　　所有这些能让中国人民树立从胜利走向胜利，明天会更好的信心。现在我们说“东方拂晓”，已经不是九十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那一丝亮光，而是中国独立富强的初升的朝阳了。

　　（九）公费留学史考

　　在近代中国100多年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都有公费留学生的派遣。留学生们在国外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为国所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及社会进步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迄今对公费留学的历史没有一个全面的回顾和认识。本文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公费留学，过去叫“官费留学”，指的是留学生由当权政府出资派出，非由留学生家庭自行出资者也。既然拿了公费，自然就肩负了社会责任，出国不是为光宗耀祖，不全是为了自身的发展，主要的是为了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