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辛亥历史人物解读（3）(5)

　　甘北村距西安有二百多里，杨虎城到西安后由于没钱就住进西安二府街的蒲城会馆。为了生存，他除在外面打一些零工外，还义务给会馆做些杂务。为使父亲在牢里少挨饿，他每天都要去位于当时吕祖庙（西安青年路西头）旁的监狱送一到两次饭，这种情形延续了一年多直到杨怀福被杀害。在狱中，杨怀福向儿子讲述了自己因参加哥老会，反对清政府被官府察觉，借着兄弟间打架出人命的由头，逮捕了他。现在把他解到省里来恐怕是凶多吉少。希望他孝顺母亲，抚养幼弟……对这生离死别的情景，杨虎城始终铭记，1934年在他主政陕西时曾带自己的长子杨拯民，专门去当年关押父亲杨怀福的监狱去怀旧。

　　1908年5月31日，杨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杨虎城满怀悲愤，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一步步地将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从此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种子。笔者曾于20世纪80年代和近期，两次亲到甘北村，实地看到当地农村的贫瘠和行路的艰难。在那里，由于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当地“晴天一尺土，雨天泥拽鞋”的道路特点。由此，感受到不满15岁的杨虎城推着父亲尸首，跋涉二百多里的艰辛。认识到杨虎城之所以有敢把“天戳了个窟窿”的胆量；有“把牢底坐穿”的毅力和为民族民主献身的精神都与他的这段非正常的少年经历有关。

　　杨怀福的尸首经过千辛万苦虽然搬回家了，由于没钱买棺木装殓，无法安葬。当时，正是农历五月，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尸体也不好再停放下去。这时，真是又悲又急。村里的乡亲们都正忙着麦收的准备工作，但大家出于对弱儿寡母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不满，出力出物鼎力相助，总算把杨怀福草草埋葬了。丧事简单但气氛热烈，全村乡亲出动，景象十分感人。这件事，使杨虎城深受感动与启发。他认识到，只有穷人才能理解穷人的苦楚和需要，在关键时刻伸出热诚的帮助之手。

　　“穷帮穷”应不失为乡里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一个好办法。他把这个想法和切身的体会讲给了要好的伙伴们，众人都很认同。于是他就和这些平时关系紧密的七户年轻伙伴，成立了一个互助性质的组织。约定当谁家的长辈去世、有人伤病或遇其他灾难之后，其余的人都要尽力帮助。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共同帮助度过灾难。该组织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故起名为“孝义会”。（作者解读：杨虎城将军缔造和统率的部队十七路军，源头可追溯到1911年，杨虎城将军年轻时在自己的家乡成立的革命组织孝义会和中秋会，陕西西蒲城县农民自发的互助互济、反清抗暴的兄弟会组织。1914年被编为蒲城县东乡民团而开始军事建制。这支部队历史较长，番号更迭，因为“十七路军”是其鼎盛时期番号，沿用时间较长；特别是在此期间，与东北军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名誉天下，所以这一称呼沿用至今。十七路军久住西北，就地域而言，应称“西北军”，但冯玉祥的部队本来是华北军，后来李代桃僵也叫西北军。十七路军称“西北军”与冯玉详的“西北军”完全是两个系统，严格意义上说十七路军应该叫陕军。）

　　这年10月，蒲城县发生了一件大事。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为开展革命活动，在蒲城县的学校里策动组织成立了“教育会”。该会人员因组织学生讲演，宣传民主思想，遭到清政府蒲城知县李体仁的镇压。逮捕了有举人头衔的教育会长常自新和一批学生，并施以酷刑。按清朝的规定，对举人是不能用刑的，结果还有一个学生因刑伤致死。造成当时影响很大的“蒲城学案”。此案轰动了陕西全省的教育界和在京城的陕西籍人士，他们纷纷给以声援要求惩办凶手。

　　清朝政府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罢免了县官李体仁。“蒲城学案”的结果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也激励起杨虎城蕴藏在心里的斗志。给予怀有杀父之仇，富有反抗精神，正在寻找生存之路的杨虎城以很大的启迪。他从“蒲案”看到，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官府也可以被斗败。由此他联想到“孝义会”的目标有很大的局限。以前，孝义会只帮助会员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现在应该为解除压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和官府恶霸对农民的压迫欺凌而努力。他就与会员们商议，今后若有会员遇官府、地主逼捐逼债的，大家就一起出头帮他，共同应对。不但不给（也实在给不起）还要迫其交出捐单债据当众销毁，今后不得再行讨要。这样，“孝义会”的宗旨就由生活互助演变成团结抗捐。杨虎城领导“孝义会”进行了几次抗捐抗债活动成功后，激励了当地农民的反抗勇气。人们的胆子大了起来，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 “孝义会”。到1909年8月“孝义会”已经发展到有百余人。随着人员的增加和抗争内容、斗争形式的变化，成员们认为“孝义”已不能再概括反映他们的要求了，于是要求集会商议发展大事，改变“孝义会”的名称。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早上 “孝义会”的成员陆续聚集到了甘南村大郎庙前的一个高地上。当杨虎城到达时，已先到了上百人，他们在会场当中摆了一张木桌。集会中，在推举领头人时，大家鉴于杨虎城去过省城，有见识、遇事沉着、果敢、不憷头，又能体恤他人疾苦，就一致推举杨虎城当领导。

　　面对众人的推举，杨虎城说：“要我当头可以，但咱们一定要立些规矩，定些条条，要有组织有纪律。”大家同意了他的提议。杨虎城说：

　　“第一，今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这个会就叫“中秋会”。

　　第二，中秋会的宗旨是打富济贫，打强扶弱。

　　第三，要严明纪律，见义勇为，不准欺凌妇女。

　　第四，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到底。

　　第五，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第六，不准泄密，破坏组织。违者开除。”

　　这样，一个由丧葬互助开始的农民自助组织，在时代大潮的推涌下演变成了与旧社会制度抗争的具有一定规模与纲领的农民团体。因为当地一直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所以“中秋会”还寓意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思想。杨虎城为便于领导，将“中秋会”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管理。由他直接领导8个骨干，由这8个骨干再分别去领导十几人。这样“中秋会”成立后很快就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在辛亥革命的前夕，陕西局势愈发动荡。蒲城县地属省东的四大县（蒲城、富平、临潼、渭南）之一，政治感觉敏锐，特别是经过“蒲案”，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积极组合。因为“中秋会”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确实为穷人撑腰办事。

　　蒲城东乡一带的农民纷纷要求加入“中秋会”，会员们也都要求扩大组织。后来经过全体会员商议决定：允许一个会员最多能介绍10个人入会，而且必须是贫苦农民，未婚的青年。这样一来“中秋会”会员到辛亥革命时已发展到了800人以上。由此，我们看到杨虎城在“中秋会”的领导权，完全是依赖他过人的聪慧、非凡的经历、尊重他人的民主作风而确立的。由于他鲜明的阶级性，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在抗捐抗暴的斗争中成长为当地青年贫苦农民拥护的农民领袖。这时他刚17岁，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风暴即将向他们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