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末举人转为革命志士的黄炎培(5)

　　抗战期间，黄炎培任咨询性质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却不肯当官，并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发起成立民盟和民主建国会。1941年3月，他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同其他民主党派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立于国共两党之间争取民主。抗战胜利后，黄炎培与胡厥文等工商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当时，周恩来经常与黄炎培保持联系，在政协会议上配合行动。1946 年7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蒋介石随之又施以威胁利诱，拉黄炎培脱离民盟参加伪“国大”，并许以高官。黄炎培则坚决表示“不能自毁人格”。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非法”，并派军警包围民盟总部强令其解散。黄炎培赴南京与当局紧急交涉无功而返，惨痛的事实使他认识到“中间道路”走不通，便决心到解放区去。

　　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7月初，黄炎培与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5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往延安访问了五天。行前蒋介石曾约见他们，煽惑这些中间人士，想以此让他们对共产党产生恶感，结果这五天却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黄炎培目睹延安的施政措施和大生产成就，又同毛泽东在三天内促膝长谈十几个小时。黄炎培写成《延安归来》小册子，而且打破国民党送审的规定自行出版，在大后方很快被抢购一空。书中宣传了解放区人人努力工作等新面貌，书中记载了一段他与毛泽东的对话，几十年后仍为关注中国共产党前途的人们耳熟能详。

　　1949年2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和夫人佯作赴上海永安公司购物，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商店门口，逃脱国民党的监视，从后门登上由中共地下党安排的汽车赴码头，化装离沪去香港，后辗转赴北平。他走后，留沪的次子被保密局抓捕，因坚贞不屈被打断了腿，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而遭惨杀。

　　在北平，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两人畅谈时局到深夜。这是其他人士没有得到的殊荣，使黄心潮澎湃，到第三天，北平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1949年10月1日，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当日写作《天安门》：“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为了革命牺牲，是人民英雄们。英雄永垂不朽，立碑中华之门。”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二、三、四届政协副主席，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二十年代，黄炎培先生曾莅校考察、讲学。1964年，写成《八十年来》，自序云：“看看今天，想想昨天，大家知所努力。我个人呢，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一分精神为全国，一寸光阴为全民，以‘天天向上’自勉，同时正确认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这样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书末写道：“毛主席多少年来给我亲切的教导，特别是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我更需要学习。我决心遵循党的教导，接受改造，改造到底。我愿和全国人民一道，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走共产主义道路。”

　　1965年，88岁的黄炎培因病辞世。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中国商战失败史》（合作）、《中国教育史要》、《黄海环游记》、《断肠集》、《蜀道》、《抗战以来》等。家乡故居建有纪念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人为国共商谈问题，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了10多个小时的长谈。其中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对话，意义深远。返回重庆后，黄炎培等6人把中共方面关于国共商谈的意见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很坦白地据实报告”，完成了在国共之间传递信息的使命。

　　听说黄炎培从延安归来，向他询问延安情况的人非常之多，黄应接不暇。他说：“我无法一一口头报告，在友谊上又不能不报告。”于是撰写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作为公开答复。

　　是书将这次活动的有关情况简要介绍如下：黄炎培等6人在延安实际只有3天时间。每天有半天跟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人谈话，交谈时间加起来有10多个钟头。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只能在延安城内安排一些参观活动。来延安之前，黄炎培对中共的情况已有所闻；通过在延安期间跟中共领导人的长谈，以及参观访问，对中共领袖人物，对中共的施政及延安的政治作风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了亲身感受。 

　　黄炎培说，“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静，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乎意外。”

　　在毛泽东家里做客时，黄炎培注意到，“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用他的衔名”。他还注意到街头的意见箱，对“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感到兴趣，予以赞扬。对中共治理延安的情况，黄炎培考察很细。他了解到：公务员每人每年发棉衣1套，单衣1套，衬衣1套，棉鞋单鞋各几双。每天米20两（1945年为了备荒，改为16两），蔬菜1斤。每月猪肉2斤（原来3斤，为备荒故减），油1斤半。通过实地考察，他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强烈印象：边区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关心和负责的。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他真诚地谈到了这一观感：“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他说，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他因为对中共寄予厚望，故有上述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