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与辛亥革命(5)

　　针对保皇党人的幻想,居正还在《光华日报》以“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为上联征下联。广大华侨对此极有民族传统色彩的活动反应热烈,很快征集到下联:“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这次征联,既讽刺了保皇党人的幻想,又鼓舞了广大华侨的斗志。

　　居正等革命党人在《光华日报》的系列举动,使清廷在仰光的走狗大为恐　　慌,他们逼迫《光华日报》股东将股权出卖给保皇派商人,改报名《商务报》,并聘请保皇党成员张石朋（笔名“顽石”）李牙聪（绰号“聋子”）主持。革命党人也不甘示弱,于1908年11月24日重新发行《光华日报》。

　　复活后的《光华日报》立即全力反击保皇党人。居正化名生公,吕志伊署名天民,与《商务报》大开笔战。数月后,张石朋自知理短,脱离《商务报》,李牙聪也缄口无言。《光华日报》与《商务报》这段瓜葛,为当时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增添了戏剧气氛,一位华侨撰联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天民示威,聋子投地。”

　　居正在缅甸通过《光华日报》传播革命思想,发展了革命力量,缅甸同盟会基层势力,遍及全缅,一时成为海外革命党人的重要基地。

　　居正等人在缅甸发展革命力量的同时,另以缅甸为基地,策动云南革命。他们先派人至云南干崖土司联系,图谋大举未遂,后居正两次亲赴云南干崖、盏达、南甸、瓦城、遮放、芒市、腊辙、户撒等地策动举兵起事,皆以失败告退。居正只好返仰光继续主持《光华日报》。

　　由于居正主持的《光华日报》革命声势为之益张,《商务报》无容身之地,清廷驻仰光领事萧永熙,串通殖民当局迫害居正和《光华日报》同人。居正曾在《中兴与光华》文详记其经过云:“宣统二年春,保皇分子以登广告于《光华报》互讦,控于殖民地法院,余为注册人之一,警察指余传讯。庄银安为延律师出庭,原告不见到。法官为缅甸人,头裹红巾,上身著短黑衫,下身罩浅红一条沙笼,高坐法庭呼余名,警察命立在木栅方格内,举右手宣誓,喃喃数语。律师系英国人,答辩如何,我都不解,宣告退庭。翌日见警察来报馆,其势汹汹,出一纸条,云系命《光华日报》停刊,并要余签字,余执不可。译者告余,签字停刊,不签字也要停刊,不如签字,免吃眼前亏。余见报社诸人,都怕警察,只好签字让他去,再商善后。晚间开股东会议,《光华报》停刊,改名《进化报》,仍由天民主持。翌日警察又来,要余与庶务陈汉平同志赴警察署照相打指模,仍出一纸要签字,旋即释出。越日催上轮船,乃知系驱逐余及陈汉平出境。至此《光华日报》自我创之,自我停之,衷心不无耿耿。”

　　居正与陈汉平被缅甸殖民当局驱逐出境时,驱逐令上有“押送广东,交法官办理”字样,可见清吏阴谋之狠毒。幸喜南洋革命党人获悉居正困境,立即电话请求新加坡革命党人邓子瑜设法营救。经多方斡旋,革命党人以3000元保释费将居正改为自由离境,化险为夷。

　　居正在《梅川日记》忆及缅甸云南的革命,谓在蛮烟嶂雨中仍勇往直前,盖已置生死于度外,而目的则在“拼将血肉填平等,博得头颅换自由”。这种视死如归、浩气凛然的革命精神,则源于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主义之深刻体认。37年后居正回忆这段经历,无限感慨地说:“在文字鼓吹方面却也惭愧,笔锋既不利,物质条件且远不如保皇党,而能大张挞伐,使敌党偃旗息鼓,殖民地的侨胞热心以从,所恃则何？无他,一种主义的正确信念而已。”从此言可知南洋时期的居正对革命之主义的充分体认,也是他终身为中国革命奋斗不懈的原动力。

　　中部同盟会的中坚

　　1910年初夏,居正由缅甸抵达东京后,计划回日本法政大学入法律本科学习,然而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他无法安心读书。

　　当时,东京华人社会正在抗议清廷出卖川汉、粤汉铁路热潮中。川汉、粤汉铁路原由民间集股修筑,清政府却提出向英国等国借款筑路,并与英、法等国磋商借款条约。消息传出,湖北、湖南人民坚决反对借外债,要求集股自办。湖北立宪党人妄图篡夺这场运动的领导权,由张伯烈等组织请愿团赴北京向清廷邮传部哭诉,要求将川汉、粤汉铁路交给民办,他们返鄂途中至东京活动。

　　东京立宪党人在锦辉馆集会欢迎请愿团,居正等同盟会员也参加了这次集会。海内外立宪党人在会场上一唱一和,根本不谈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居正越听越气,大喝而上,一面高呼革命口号,一面出手痛击立宪党人。其他革命党人也随之冲上讲台,痛打立宪党人。在场日本警察出面干涉,居正等人又与警察斗殴,直到大队警察赶到才罢手。

　　这个时期,同盟会领袖制定的革命战略和进行方法暴露出明显缺陷,中国民主革命出现低潮,不少同盟会员开始独立活动。

　　而居正认为,革命领袖忙于海外华侨募捐,依靠少数旧军官和会党人士,临时召集乌合之众,想在南部沿海地区侥幸成事,不想从多方面争取革命爆发,不可能使革命早日成功。

　　受东京同盟会组织者谭人凤之托,居正逐一邀请在日的11省区同盟会　　分会会长前往左仲远寓所开会。与会者商讨后认为,长江流域应首先起义,且应以武汉和南京为中心,建立统一指挥长江流域中部地区革命活动的中部同盟会,促进长江流域早日爆发革命。大家最后推定长江流域各省负责人,居正被推为湖北负责人,并立即启程回湖北运动起义。

　　1910年盛夏,居正自日本经香港到上海,随即拜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陈其美。两人晤谈欢洽,意见一致:长江一带的革命运动,一点一点扩大了,非有一个总机关来筹划领导不可。